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1006章

所以分组讨论的时候，很多省份直接就开始讨论如何落实这份政治报告。就像是甘肃、陕西、绥远、内蒙古这些省份都开始考虑，下一步要如何调整农业政策，如何推进生态建设。因为这些省份都存在因为这些年农业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当然他们一边讨论怎么做，一边也在考虑怎么从中央获得拨款。

恢复青山绿水，恢复生态，可不是喊口号就可以的。需要有一个常年的规划，以及每年实实在在的投资。

还有广东广、福建、台湾几个地区，目前考虑最多的就是拆船业。这三个省份是目前全国拆船业发展最快的省份，而且是非常挣钱的行业。现在中央要开始进行发展和环保的平衡问题，拆船业甚至被魏红军直接点名。因此他们都在考虑，接下来要如何在发展拆船业的同时，减少污染问题。

等参会人员完全熟悉了这份政治报告之后，十一大会议正式进入了最后一项议题，也就是选举。

此次会议主席团推荐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足足有480多人。这是从700多名候选人当中进行筛选之后，最终进入了会议正式候选人名单。

因为这一次中央委员数量进一步增加达到了170人，中央候补委员也增加到了123人，两者加起来足足293人。解放后中央委员的数量一直在增加，慢慢的把党政军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基本上都纳入进来。

七大的时候，中央委员数量才44人。当时能够成为中央委员的，除了一些特殊原因的干部之外，其他人那都是党内地位非常高的干部。大部分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军队将领，七大的时候也只是中央候补委员，甚至有些人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含金量有多高。

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就是解放之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中央委员的级别依旧很高，名额也少。那个时候就连一些中央部委的部长，地方省委书记都不是中央委员。

因为当时同样的中央部长之间，同样的地方省委书记之间彼此的差距是很大的。有的省委书记是元帅大将级别，有的省委书记行政级别只有五六级 。

但经过这些年政治建设走向正规化之后，除了一些特殊省份的省委书记之外，其他人的级别已经大致上相同。中央已经在全国完成了实际职务和行政级别的统一。

所以接下来党内地位和行政级别也要开始统一起来。

因此此次会议上中央部委部长，各省省委书记，都顺利成为了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结束之后就是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谭振林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王从武、马国锐、郭丰、张超四个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原来的副书记黄可成去了中组部，监察部部长钱英要去人大，总政治部副主任傅中要退休。

所以王从武作为多年的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这一次代替黄可成担任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书记。马国锐之前是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此次顶替钱英的位置调整为副书记，下一步会去监察部。郭丰是高刚事件受到牵连的东北干部，也是号称高刚“五虎将”的干部。不过郭丰年轻，高刚事件又过去了十来年时间，因此这一次也调到了中央担任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至于张超是代表军委监察委员会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张超调到军委之后，先是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成立监察委员会之后，张超跟着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直来到了军委监察委员会，担任副主任。

结束了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选举之后，中央委员进行了政治局委员的选举。

十一大对于政治局委员再一次进行了扩编，政治局委员人数从21人变成了23人。魏红军、陈运、邓希贤、彭珍、李福春、谭振林、陈老总、罗启荣、杨全武、邓合、赵震生、黄可成、李先年、高刚、张秀善、薄树春、廖诚志、王贺守、贾托福、姚意林、邓国、谭正、王直，23人被选为十一大政治局委员。

此次政治局委员的选举，早在十一大之前基本上已经有了轮廓。从十届五中全会之后的干部调整党内基本上就已经心里有数。

大家之前无法确定的是，高刚这一次能否进入政治局。毕竟高刚八大就进入了政治局常委，负责书记处工作，当时在党内威风赫赫。现在中央政治局这些领导，也只有陈运是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出身。加上高刚当年桀骜不驯，是犯了错误贬到地方的。新的领导层难道不担心？

但结果很明显，新的中央领导层并没有想过打压高刚。魏红军对于高刚没有丝毫的忌惮。因为十多年过去，时移世易，现在的高刚在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没有实力掀起什么风浪。相反现在孤家寡人的高刚，魏红军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除了高刚之外，吸引大家目光的是姚意林。因为姚意林是此次政治局委员当中年纪最小的，今年才50岁。而且姚依林的党内资历也是比较浅的，他是因为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在党内崭露头角，后来又参与了冀东暴动。虽然后面逐渐的成为了晋察冀重要干部，但在晋察冀也好，后来的华北局也好，党政军系统比他级别高的干部比比皆是。

可是谁能够想到，姚意林解放之后级别上升速度惊人。从外贸部开始转战商业部，出色的新生事物接收能力，经济管理能力，得到了魏红军和周彬的欣赏。进入十一大之后，一跃成为了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

接着是七名政治局候补委员。

分别是军委裁军和改革编制委员会主任王秋云、广东省委书记苏震华、中央政研室主任陈波达、人大副主任李雪峰、中央办公厅主任李世平、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书记王从武、农村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少成。

选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确定政治局常委人选。

分别是魏红军、陈运、邓希贤、彭珍、李福春、谭振林、陈老总七个人。十一大废除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设立书记处第一书记。

魏红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了党的一把手。

废除政治局领导下的财经工作委员会，决定并入到国务院当中。原财经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陈运、邓希贤、李福春三个人都随着财经工作委员会的裁撤进入国务院工作。

彭珍负责人大工作，谭振林负责党内监察工作，陈老总负责外事工作委员会和外贸工作。

接下来确定书记处的人选。

书记处第二书记罗启荣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主持书记处的工作。中组部部长黄可成、中央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合、中央政法委书记赵震生、中央统战部部长廖诚志、军委副主席谭正、中央办公厅主任李世平七个人为书记处书记。

七名书记处书记当中，李世平是唯一一个非政治局委员。李世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书记处书记，是因为书记处书记的工作，和中央办公厅脱不开关系。

中央政研室主任陈波达、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武、中央编制委员会书记刘秀封三个人为书记处后补书记。

政治局、书记处选举结束之后，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选举。

魏红军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国、谭正、王直、许光达四个人当选为军委副主席。王秋云、左全、赵陆、张忠勋为中央军委常委。

这样魏红军、邓国、谭正、王直、许光达、王秋云、左全、赵陆、张忠勋九个人成为了新的中央军委常委。

而且此次会议上，对于中央军委常委的行政级别也做了调整。以后中央军委常委都享受行政三级的待遇，不过因为他们是军人，所以退休年龄依旧是65岁。只有进入政治局的军委常委，退休年龄才会变成70岁。

然后是十名军委委员。

分别是粟宇、萧化、总后勤部部长洪雪智、叶琛、空军司令员刘震、张子华、黄欣婷、杨德志、工程兵司令员陈世渠，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科委主任张爱平。

有些军委干部的任命也正式决定。

左全正式担任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宇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叶琛担任海军司令员，张子华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黄欣婷担任装甲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杨德志调到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

除了军委的干部任命之外，其他单位的主要干部任命也开始。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由政治局常委陈老总担任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廖诚志担任第一副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祥、外交部部长刘晓、外贸部部长雷仁民三个人担任副书记。这样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实这一次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按照资历、级别来说，应该是王家祥担任。甚至此次政治局委员也应该有王家祥的位置。

但王稼祥有自己的问题。

一个是王家祥是理论型干部。19岁就留学苏联，24岁回国之后就一直在中央宣传领域工作，做的工作一直是理论工作为主。相比起其他从地方上崛起的领导干部来说，王稼祥虽然在遵义会议贡献很大，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看得见摸的着的贡献。说白了王家祥是缺乏一线工作经验的，纯理论型干部出身。

和王家祥相比，其他的中央领导那都是一线拼杀出来的干部。就说廖诚志，虽然是国民党大佬廖中凯的儿子。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一线工作。在四方面军因为反对张国涛被关进监狱，要不是中央出手，说不定就死在了监狱。抗战期间负责广东、香港等地的工作，抗战末年又被国民党抓捕。

但王家祥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回国没多久就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直接成为中央高层。所以王家祥虽然早期的地位很高，但手中没有硬邦邦的成绩，所以后面一直走下坡路。

第二个是王家祥虽然遵义会议支持了主席，而且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王家祥身上的留苏派干部的标签是怎么都摘不下的。因为他早期能够迅速成为中央领导，靠的就是留苏派，靠的就是王明他们的支持。从七大开始留苏派干部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加上王明直接去了苏联，张文天受到高刚影响，所以现在中共内部曾经的留苏派就没剩下几个。王稼祥还能够担任中联部部长，依旧位高权重，是中央一直记得王家祥在长征当中的贡献。

第三个是王家祥的身体非常不好，因为王家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受过比较严重的伤。现在王家祥的听力非常不好，必须要佩戴助听器才可以参加工作。而且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一年当中会有好几个月需要休息。因此目前中联部的工作，主要是中联部常务副部长刘宁一负责处理。

这些因素导致王家祥始终是无法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一次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第一副书记，也是廖诚志担任。

邓合担任中央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宣部部长段成伟担任文教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文化部部长钱君瑞，教育部部长贺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黎达担任副书记。

本来段成伟作为中宣部多年的部长，这一次是有资格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不仅仅是段成伟，还有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林大峰，以及从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中央担任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的陈韬，其实都是有追逐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的。

但此次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之后，晋察冀和华北出来的干部实在是太多。一批一批五十岁左右的干部成为了十一大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央候补委员。可以说在老一辈党员干部退休之后，晋察冀和华北作为大后方，培养的干部太多。这些干部解放的时候都很年轻，不少人也不过是三十来岁，甚至有些干部还不到三十岁。

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这些干部现在都成长为党政军系统的中坚干部。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具备了冲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初步资格。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

魏红军成为了党主席，又有这么多出身晋察冀和华北的干部成为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在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问题上，魏红军要有所选择。要不然政治局内部会有不好的声音。

段成伟此次没能够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魏红军当然要从其他方面补偿一下。和邓合商量之后，中宣部部长段成伟成为了文教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

杨全武担任中央科学工作委员会书记，赵陆、张金福、钱学森、钱三强四个人担任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赵陆是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金福是国家科委主任。至于钱学森和钱三强，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家。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党员，现在又是直接参与负责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中央干部。属于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赵震生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杜丽清、江华、王维刚、谢富知四个人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随着选举的结束，万众瞩目的十一大成功闭幕。

1362 三五计划

十一大圆满结束，新一届领导人亮相，是1967年2月份最轰动的事情。十一大结束之后，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对于十一大的会议内容，挑挑拣拣给大家公布。

中国现在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换届选举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是要大大方方的通报世界。对于新出炉的中央领导人，各国都要进行研究。

不过新一届领导人的构成，还是能够看出中共的历史。中共是靠着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政党，所以这一次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当中，从军队走出来的干部很多。

政治局常委当中，魏红军、邓希贤、谭振林、陈老总都是直接从军队当中走出来的，都是直接领导过部队打仗的。魏红军出身华北，邓希贤出身晋冀鲁豫和第二野战军，陈老总和谭振林都是新四军、第三野战军出身。

陈运虽然并没有指挥部队打仗，但解放战争的时候是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最早期的政治委员。

这也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各个野战军的发展情况。

不过十一大虽然结束，但参加十一大的大部分代表并没有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回去。因为几天之后紧接着就要召开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很多十一大代表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一次人大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珍主持。

因为是换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所以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总共要进行八次全体会议。其他时间都是分组讨论和审议各种议题。

1967年3月5日，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其实就是全国人大的开幕式。

会议开始之后，总理代表国务院做了政府报告。

分别是国务院关于196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6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国务院关于196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196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除了这些报告之外，总理还做了关于这些年机构精简情况报告和深山农村搬迁工作报告。

总理的政府报告是人大每年都要做的。

开会第一天的上午，都是总理的政府报告。下午彭珍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自从1952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新中国的宪法就没有进行的大改。只是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简单做了一些调整。

不过第四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就不是简单的修修剪剪，是一次比较大的修正，里面增加很多新的内容。

这一次宪法修正，第一个是加入了李德生思想；第二个是正式在宪法上写上，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个是经济政策以计划经济为主，自由经济为辅，建立宏观调控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第四个是明确全民所有制企业、大集体所有制企业、小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宪法修正就是如此的滞后。

李德胜思想是七大上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在党纲上李德胜思想也是几次写进去，几次又取消。十一大党纲再次把李德胜思想写了进去。包括这一次宪法修正草案，把李德胜思想正式写了进去。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魏红军早在九大上已经提出来了，后面逐渐的被党内接受，到现在已经十年时间。不过虽然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一直在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是第一次正式写入宪法当中。

包括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也是如此。

中央都已经实行有段时间了，但现在是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总理和彭珍的报告就用了一天时间。

会议第二天陈运介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

三五计划五年的第一产业总产值是6130亿元，平均每年的第一产业总产值在1200亿元以上，是二五计划农业总产值的1.8倍。三五计划期间，因为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产业，所以第一产业占据中国经济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5%左右。

而里面最亮眼的成绩就是粮食产量。

三五计划开始的时候，正是全国性的大干旱结束的时候。结果中国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到了1966年的时候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6400亿斤，比1961年翻了近一倍，相比起1958年也增加了1400亿斤。

四五计划对于粮食产量的规划是，197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8000亿斤，比1966年增加1600亿斤。

当然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得益于中国化肥产量的增加。

1966年中国化肥总产量达到1460万吨，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150公斤以上。良田建设、水利建设、良种研制、化肥产量的增长，才造成了中国粮食产量的高速增长。

棉花产量在1966年的时候达到了9400万担，是1961年的三倍，是1958年的两倍以上。目前中国主要棉花产地是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五个省份。

特别是河南，这几年棉花种植面积涨了十多倍。罗伟林在河南负责农业建设，让河南的耕地面积增长了一倍以上。除了大规模推广粮食种植之外，也大规模种植了棉花。让河南成为了仅次于河北的棉花生产大省。

四五计划对于棉花种植的规划是，大力发展新疆棉花基地。让中国的棉花产量在1971年超过12000万担，比1966年增加2600万担。除了四五计划之外，中央对于新疆棉花建设还有十年远景规划。中央要求新疆十年之内拥有1500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到时候新疆就会成为中国又一个棉花生产大省。

三五计划的时候，因为中国卷烟市场的大发展，烤烟产量发展最为迅猛。1966年达到了3400万担，是1961年的五倍，1958年的3.7倍。

中国卷烟行业的大发展，一个是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托拉斯企业中国烟草总公司，推动了中国卷烟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之后，中国卷烟工业的产值超过100亿，每年给国家带来的利税超过了50亿，而且还在高速发展当中。看到如此高的利税，都不用中央专门制定什么发展计划，自己就就开始发展起来。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卷烟价格的下降，抽烟的人越来越多。当然还有一个是因为三五计划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南半岛革命。结果中国的卷烟一批一批的出口中南半岛。

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卷烟还卖给南亚国家，还有一些出口苏联和东欧。甚至更有一部分卷烟贴牌之后，通过英法葡萄牙等国家的渠道进入非洲、南美洲这些地区。这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卷烟行业的发展。

要不是因为中国为了粮食保证，压制烟草种植，要不然中国的卷烟工业还会进一步发展。

其他如三种油料（油菜花生芝麻）、糖料产量，相比起1961年都涨了一倍。畜牧业发展情况也非常顺利，不管是马牛骡子骆驼等大牲畜，还是生猪，都比1958年提高了一大截。

当然三五计划发展最快的当属工业领域。

纸和纸板1966年的产量达到了940万吨，是1961年的三倍之多。本来1961年的时候，中国每年还要从苏联进口100万吨左右的纸和纸板。但到了1966年之后，反过来中国的纸和纸板每年出口100万吨以上。四五计划的目标是，1971年的时候中国纸和纸板的产量要达到2000万吨。因为中南半岛国家和南亚国家未来从中国进口的纸和纸板数量会快速增长。

化学纤维1966年的产量达到67万吨，比1961年涨了近三倍，几乎是大跃进的发展。三五计划是中国化学纤维大发展的五年，主要是因为二五计划引进的欧洲化学纤维机器设备，以及和日本用石油换取化学纤维机器设备建设的工厂，在三五计划开始进入量产。

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的服装业在来料加工贸易当中赚了不少钱。这其中很多资金投入到了化学纤维工业。都促进了中国化学纤维工业的高速发展。

四五计划对于中国化学纤维的发展也是非常乐观。

因为三五计划的时候，中国同样建造了大量的化学纤维厂。很多都没有开始量产，可是进入四五计划之后他们都会释放产量。

四五计划的目标是1971年中国化学纤维产量达到100万吨。到时候中国就基本上解决中国人穿衣的问题。

日常消费的轻工业产品当中，发展最快的就是缝纫机。因为中国来料加工贸易发展越来越快，其中制衣业是领头羊。现在的制衣厂，还没有大量的使用工业缝纫机，都是使用家用缝纫机。然后大量的使用制衣女工，一些大型制衣厂工人甚至超过十万人。所以中国缝纫机需求非常大。

1966年全国家用缝纫机产量达到了1470万台，而工业缝纫机产量只有7000台左右，属于是刚刚起步。中国的家用缝纫机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因为家用缝纫机产量的迅速增加，现在已经有人提议，缝纫机应该取消票证。

中国家用缝纫机虽然没有说供过于求，但也快达到了供需平衡。虽然中国家用缝纫机还有大量的出口，但目前的国内市场缝纫机属于是常见的东西。

除了缝纫机之外，发展最快的当属自行车。1966年全国自行车产量突破1100万辆，中国也正式进入了自行车产量千万行列。不过自行车在中国依旧是属于奢侈品，因为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一大半都要出口。每年留在国内的自行车数量也不过是三四百万辆。

所以国内自行车价格虽然降低了一些，但并没有降低太少。对于很多工人来说，最便宜的自行车也需要正式工人两个月工资。要是价格稍微贵的自行车，甚至需要四五个月的工资。

然后是手表。

自从中国的手表生产实行标准化生产之后，手表产量就像是坐了火箭一样。1966年全国的手表产量达到了700万台，是1961年的三倍以上。

不过别看手表产量如此迅猛增长，但和自行车一样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产品。因为中国的手表不仅在国内是抢手货，也大规模出口。

当然真正大发展的，当属中国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