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1029章

但这个时空国内虽然有一些政治运动，但范围都不大。而且中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发展对外贸易，和国外的接触越来越多。台湾解放之后，不少曾经的国民党官员和将领都决定回国。中共对于这些人也没有追究什么责任。

十一大之后，中共早期的很多领导人都已经退休。加上魏红军这一次在欧洲的表态，都让张国涛、龚褚他们认为中共中央的政策会越来越宽松。所以龚褚才想要试探一下中共中央的态度。

历史上中央是同意了龚褚的回国要求。中央统战部对龚褚回乡定居表示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龚褚回国之前是给邓希贤、杨尚昆、王振三个人写了信的。因为这三个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地位很高的领导人。后来邓希贤亲自给龚褚打电话，让他安心回乡养老。

但魏红军却不能跟历史上一样随便同意。

因为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只是一个人想要落叶归根，但内里包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历史上中央同意龚褚等身份敏感的人回来，还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接着九十年代开始各种电视剧以一种“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演绎中国历史，来对待国共历史问题。

电视剧、电影当中频繁的出现战争年代国共两党的仇敌，改革开放之后见面，放下恩怨，然后心平静气的互相交谈曾经的历史。好像战争年代的事情是双方历史上都不懂事，所以有些意气用事，才有了“国共内战”一样。

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这种思想泛滥。以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家对于民国时期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没有准确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只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国共内战，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内战无英雄”的奇葩观点。

可以说当放弃了阶级叙事、革命叙事之后，整个社会思想出现了巨大的波动。没有了阶级斗争，没有了阶级叙事的历史观点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就变成了和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一样的情况。

所以魏红军是绝对不会跟历史上一眼处理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个人仇怨，党派之间的仇怨，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叙事问题。任何把革命淡化，想要把伟大的中国革命庸俗化，魏红军都是不会允许的。

因此接到报告之后，魏红军立即调整了自己的行程。然后把这份报告给了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央干部，然后通知他们召开临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此事。

有些人可能觉得魏红军这有些大惊小怪，但魏红军的确是要“大惊小怪”。因为这可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解释权问题。

“关于张国涛的问题，中央前两次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我认为没有必要调整。”

罗启荣开口。

张国涛毕竟曾经是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所以他的问题其实很敏感。只要是谈四方面军的历史，张国涛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不过张国涛的问题，其实比龚褚的问题容易解决。因为不要说现在中央四方面军干部人数不多，就算四方面军干部在中央人数不少，他们的态度反而会比其他方面军干部更加激烈。

因为四方面军干部是真的受到了张国涛的影响。

如果张国涛只是在党内不受重视，那么都没有现在这么敏感。张国涛最大的问题是，他是叛变革命，叛逃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叛徒。所以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现在是恨不得立马撇开和张国涛的关系，怎么可能会为张国涛说话。至于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对于张国涛更是没有一点点的好感。

而且张国涛的事情比较好办。

早在五十年代中央就两次和张国涛有过对话，立下了规矩。现在大家只要继承这个规矩，继续按照这个规矩处理张国涛的问题就可以。

“我赞成罗启荣同志的意见。中央当时对于张国涛的回复，条件已经是非常宽容。这是看在张国涛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份上。如果张国涛不同意中央给出的条件，那么是他的问题。张国涛回不回国，是他的选择，不是我们求着他的。”

谭振林和张国涛没怎么见过面。

但也知道当年张国涛是多么的嚣张。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和之后，张国涛认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就想着以势压人，夺取党的领导权。自从主席确定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之后，张国涛是唯一一个想要用军队夺取党的领导权的“党内军阀”。

而且后来张国涛的叛逃，给中共带去了很不好的影响。虽然张国涛没有直接策反带走四方面军的干部，但却给中共很多干部很不好的“榜样”。本来王明就在党内大肆宣传“一切为了抗战”的口号，要求中共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又有张国涛叛逃到国民党那边，让不少党内干部认为中共要并入国民党。甚至有些八路军、新四军干部认为，只要是抗日那么国共两党都是可以的。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出现了不少老党员、老干部投奔国民党的情况发生。

你不能说这里面就没有王明、张国涛他们带来的思想混乱。

因此中央的态度也很明显。张国涛必须要为历史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要是连这个都没有，那么中央怎么去解释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

“我也是一样的看法。”

陈老总开口支持。

其他干部也都是点头。中央已经够宽大为怀，没有说要追究张国涛叛逃的责任。中共在一片腥风血雨当中走到现在，最看重的就是党员的忠诚，最鄙夷的就是叛徒。能给张国涛网开一面，不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是让步很多。

如果张国涛不满意，中央也不会强求。反正张国涛回不回国，对于现在的中共也没什么影响。看到大家都是一样的意见，魏红军道：“那张国涛的问题就这样决定。廖诚志同志，你派人接触张国涛，告诉他中央的态度。他想要回国我们不反对，但前提是他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历史问题做出检讨。至于他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不强求，都由他自己决定。”

“好。”

廖诚志点头。

魏红军接下来道：“关于龚褚的问题呢？”

“他的手上可是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他比国民党反动派那些特务更加可恶。当年他叛逃之后亲自带着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革命群众，在中央苏区犯下了累累罪行。他想要回国，必须要先接受人民的审判。”

说起龚褚，谭振林非常愤怒。

根本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年他们在中央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牺牲了多少战友。中央苏区多少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而龚褚不仅仅叛逃，还亲自带着国民党反动派参与了屠杀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谭振林作为闽西三杰之一，亲眼看着当年中央红军亲手建立起来的闽西苏区是怎么被国民党反动派祸害的。

龚褚作为中央红军高级将领，而且还是中央红军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干部之一。但这样的一名党内高级干部，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狗腿子，给中央苏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叛徒还想要回来？谭振林怎么可能忍得住。

“谭振林同志说得对。我们现在要是同意龚褚回来，那我们怎么面对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陈老总也是开口。

陈老总、谭振林他们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当中都是九死一生。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他们怎么可能同意龚褚这种叛徒回来。

彭珍道：“同志们，我认为很多事情不应该意气用事。如果认真说起来，我们和李继森这些人有没有血海深仇？四一二的时候，李继森是屠杀我们同志的大刽子手之一。湘江战役的时候，李忠仁领导的桂军给红军造成了最大的伤亡，那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几千人几万人。解放战争爆发之后，傅作义给我们的晋绥军区造成了多大的伤亡。”

“魏红军同志在1945年和1946年两次和傅作义部队作战，71军211师伤亡过半。但我党不还是团结李继森、李忠仁、傅作义他们，让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认为考虑这些问题，还是应该从大局出发，应该理智对待。”

“我想张国涛和龚褚想要回国的消息一定会传开，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绝对不在少数。不仅仅很多华人华侨会关注这个事情，一些西方国家也会关注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会考虑我们共产党要怎么解决这些历史问题。”

“汉朝成立的时候，刘邦开始封赏功臣，很快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这个时候张良给刘邦出了主意，让他先封赏平生憎恨，又是群臣都知道的人。所以刘邦封赏雍齿，汉朝那些开国功臣都是非常高兴。因为刘邦连雍齿都封侯，他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我国目前的外交、贸易情况都很良好。但我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进行革命的。在战争年代，还有在抗美援朝时期，都和西方国家是有过军事对抗的。所以我们和西方国家的交往，始终是有一种隔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连张国涛、龚褚这样的叛徒都能够宽大为怀，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必然会更加放心。”

杨全武在下面拍了桌子，道：“彭珍同志，你这是在践踏原则。难道为了所谓的大局，我们就要放弃原则？我们党一直在强调要纯洁，可是如果我们连龚褚这样的叛徒都包容，那我们党还有什么纯洁可言？”

龚褚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叛变革命，给国民党反动派摇尾乞怜成为狗腿子的叛徒，凭什么为了大局就要让步。

“杨全武同志，我们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彭珍坚持继续的观点。对廖诚志道：“廖诚志同志，你负责统战部工作，和华人华侨接触比较多。你说说现在华人华侨对于我国是不是有不少担忧？虽然我国和很多华商已经进行很多经济合作，发展贸易，但还是有很多华人华侨对于我国不是很信任？或者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不是很信任？”

“是有这种情况。”

廖诚志点头。

彭珍道：“人大这边平时也会和不少华人华侨有联系。他们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他们忌惮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因为很多华人华侨历史上和国民党是有关系的。要消除他们这种忌惮和担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释放出一些让他们安心的政策。我觉得张国涛和龚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彭珍同志，我认为你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参加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教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段成伟开口道：“如果我们因为大局同意龚褚这样曾经叛逃革命，转过枪头镇压革命的人没有任何惩罚和审判就回国养老。那么那些当初坚持革命，为了革命付出生命的烈士难道错了吗？”

“彭珍同志所说的大局，看起来的确是有利于我国现阶段很多问题的解决。但彭珍同志难道一点都不考虑，这样做之后会扰乱党内思想，全社会的价值观。我党党员入党的第一要求就是忠于党。可是我党却对于龚褚这样的大叛徒没有任何的惩处，反而要为了所谓的大局同意他安心养老。那么那些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理想的党员他们会怎么想？”

“那些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理想的党员才是我党的根本，才是我党保持革命本色的中坚力量。我党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有理想，有信仰的党员，才能够推行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才能够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为了所谓的大局，我们难道要混乱我们党员的信仰，混乱我们党内思想？”

“还有我们的人民群众会怎么想？他们不会认为我党这是宽容大度，反而认为忠于理想，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党员牺牲的没有价值。而龚褚这样叛变革命的，反而活得好好的，还能够不用受到惩处。这不就是告诉我们的人民群众，坚持理想，坚持信仰是没有用的。要是发生这种事情，以后我们怎么去和人民群众解释？以后人民群众怎么看我们的党，怎么看我们的革命？”

“扰乱党内思想，败坏社会风气，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一旦党内思想混乱，社会风气败坏，这就不是几年十几年可以扭转的。到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为了眼前一点点的利益，去影响根本。”

段成伟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是文教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负责的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思想宣传工作。所以他在这方面还是有足够的发言权的。

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合点头道：“段成伟同志说的很有道理。其实自从两年前举行了抗战胜利二十周年阅兵仪式之后，我就发现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出现。那就是很多人开始越来越重视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却忽略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特别是不少原国民党出身的将领和文人，不停地强调抗战时期他们有过功劳，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只是笼统的表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政见不合。”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为了所谓的经济大局，外交大局，或者为了安抚华人华侨，就让龚褚这样的叛徒没有任何原因就回国养老，那么会进一步推动这种思潮。这种思潮一旦泛滥，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理解。”

魏红军在上面点点头。

邓合和段成伟两个人虽然没有更深入的理解魏红军“大惊小怪”的更深层次的意思，但大致上的意思已经是表现出来了。对于他们负责党的宣传工作，魏红军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魏红军道：“邓合同志和段成伟同志讲的非常好。同志们，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为了打江山当皇帝，而是一种利他主义的革命，是为了帮助全国受压迫阶级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而进行的革命。”

“他不是封建王朝换一个皇帝的改朝换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过好日子的一群人。他们如果不革命，也会是旧中国时期所谓的人上人。但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革命，不是因为他们要当人上人，他们要当新的皇帝，而是为了帮助全国受压迫阶级。这就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完全不一样的本质。”

“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我们的同志前赴后继，牺牲了不知道多少人。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只是简单的政见不合吗？不，我们和国民党之间是两种不同的阶级，依靠完全不同的力量，为了中国两种不同的命运进行的决战。”

“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买办阶级。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人民战争，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农村、动员农民，依靠工农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则是靠着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这不是简单的政见不合，而是为了中华民族两种不同未来的两个阶级的决战。是一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没有任何中间路线的，一次总的大决战。我党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受压迫阶级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胜利，我们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能够获得解放，受压迫阶级能够获得解放，国家能够独立最重要的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是什么简单的政见不合引起的国共内战，不是两个党派争权夺利，这是在庸俗化我们的革命。他们和抗日战争是一样的重要。”

“现在有些人抬高抗日战争，淡化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在模糊我党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反帝反封建，要改变整个农村土地关系，结束封建土地制度。而且不仅要打败帝国主义，更要消灭帝国主义扶持的买办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龚褚如果没有接受人民的审判，就能够回国养老，那就是在否定我们的革命，淡化我们的革命，庸俗化我们的革命。”

“同志们，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我们革命的历史，必须要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叙事。而不是用庸俗的改朝换代，庸俗的政见不合，庸俗的所谓‘兄弟阋于墙’这种东西来混淆我们革命的性质。我们的革命是必要的，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决战，不是两个兄弟因为意见不合所以吵起来的。必须要明确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

1393 社会主义文艺

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还是很激烈的。

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中央拿出更多的诚意给大家看，这样才会慢慢的淡化中国历史上和一些国家、一些势力之间有过的敌对关系，可以消除很多方面的隔阂。这样对于推动中国对外的经济合作、外交合作都是有利的。

还有解放战争的时候，有很多资本逃离了中国。这些资本在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不少都有了很多增长。可因为他们当年是逃离中国的，所以现在对于重新回到中国是有担忧的。现在中国如果能够释放更多的善意，淡化历史问题，那么对于这些资金回到中国也是有好处的。

但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反对。

特别是陈老总、谭振林他们这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走过来的干部，以及杨全武、邓国、谭正这些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极力反对。

对于他们来说，中央苏区是一段不能抹去的记忆。曾经中央苏区不单单只是简单的红军的根据地，因为当时中时共是正儿八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对于大家来说感情是非常深的。中央苏区当年遭遇浩劫，是大家都不愿意回忆的一段痛苦往事。而只要回忆起中央苏区的往事，龚褚这样的叛徒就让他们咬牙切齿。

至于罗启荣、黄可成、邓合、段成伟这些党务部门的干部，则是从理论层面批驳这种思想。如果中央什么妖魔鬼怪都同意回国，那么以后党务工作怎么做？党的理论建设要怎么办？党的宣传工作要怎么做？怎么跟全国的党员说这件事情？怎么跟那些牺牲的烈士解释？

难道要告诉所有人，坚持信仰，坚持革命的烈士他们是错误的？如果坚持信仰，坚持革命的烈士错了？那不就是表明他们坚持的东西错了。如果对党内外传递了这样的信号，那么新中国成立的基础在哪里？革命的正当性怎么体现？

国务院这边来说，陈运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看其他中央领导的意思。如果大家都支持，陈运是不会反对的。但如果大家都反对，陈运也会反对。因为陈运看来，张国涛、龚褚这些人虽然曾经是党内高级干部，但都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时间，回不回来都一样。

李福春虽然没有说话，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他也是不同意龚褚这样的叛徒回国。只不过李福春没有和陈老总、谭振林他们那样表达激烈而已。

最后还是魏红军总结了这个问题。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不能庸俗化。想要牢牢地掌握对于这段历史的革命叙事，那就不能做出抹黑那些坚持革命，坚持信仰的革命烈士的事情。如果抹黑了烈士们的信仰，污染了烈士们的坚持，那就是直接扰乱党内思想，也给社会传递一种非常不好的信号。所以必须要维护好千万烈士的坚持，继承烈士的坚持。

同时魏红军严肃的批判了目前党内外有些人认为国共两党政见不合引起了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错误认知。魏红军明确的表示，党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国际环境有不同的认识，这些是属于正常的政见不合。

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不存在政见不合的问题，因为两者代表完全格格不入的两个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马列主义政党，常凯申国民党反动派是披着资产阶级政党外衣的帝国主义走狗，以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半封建政党。

魏红军要求党内外必须要明确分辨什么是政见不合，什么是革命与反革命。不能混淆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最后会议决定，不需要偷偷摸摸。中央要公开的，旗帜鲜明的通知龚褚。他要回国中央不反对，但前提是他必须要先接受人民的审判，必须要先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不接受人民的审判，如果不解决历史问题，那就是没有对于曾经叛变的历史，曾经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有悔过表现。

魏红军在会议上强调，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一定要站稳立场，一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此次会议魏红军对于邓合领导的文教工作委员会最为满意。邓合这些年负责文教工作委员会，在这一次事情当中文教工作委员会这边的干部立场很稳，坚持党内原则。特别是段成伟很有政治敏感性，理论研究的也很好。

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放松。

未来中央核心决策层当中，必须要有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

当然魏红军对于彭珍还是比较失望的。

这几年他负责人大工作，在人大建设上还是颇有成效。但他的政治理念有些太过现实，或者说太过于现实主义。只看眼前的一些问题，却丝毫不考虑后续长远的影响。这实在不应该是一名人大委员长应该说的话。

魏红军心中的社会主义大民主重要一环，或者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基础就是人大。未来人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当中发挥它的作用。可是彭珍作为人大委员长，这样的认识还是让魏红军非常失望和不满。

人大要制定全国法律，要监督党和政府，要给党和政府提供民主决策的依据，要给党和政府提出更多的政策上、法律上的建议。如果人大委员长太过于现实主义，那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乃至于社会主义法律建设都会出现偏差。这样最容易动摇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不过全国人大的问题还是比较敏感。

毕竟修养同志和彭珍同志负责全国人大工作已经很多年，彭珍还是政治局常委。魏红军虽然是党主席，但也不能随便调整。

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通知罗启荣、黄可成、邓合，还有文教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干部，以及一些党内理论干部，还有一些知名文人见面。

因为魏红军需要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宣传工作。

连原来的行程都推了。因为魏红军感受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必须要防范于未然。

“同志们，明年就是新中国建立二十周年的年份。之前我们以高规格纪念了抗日战争，导致党内外一些人的思想出现了问题，对于我们二十多年的革命解读出现了偏差。”

魏红军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是为了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结合起来。要日复一日的告诉世界，中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还要告诉全世界，世界法西斯国家不仅仅是德国和意大利，日本也是二战的法西斯国家。要牢牢地把日本钉在二战法西斯国家的行列，让日本始终不能摆脱二战战败国的位置上。

要是现在不把这个东西确定下来。几十年之后这些白人国家就会漠视中国的抗日战争。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有意无意的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剥离开，只把欧洲战场当成是一切。美国虽然和日本打过仗，但因为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所以平时也会淡化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魏红军才会如此高调的，高规格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在这方面中国的目的是达到了。

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周年纪念日，当时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加上中国的宣传，以及欧洲国家目前和中国合作颇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愿意配合中国。

可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

弊端就是国内某些势力想要利用这个东西对历史进行掉到黑白。想要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割裂开来。只强调抗日战争，却暗戳戳的想要贬低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

这个问题魏红军必须要纠正。

“我们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具体什么是反帝反封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反帝不仅仅是要直接在战场上击败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赶出去。就像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收回帝国主义的租借等等，是大家都清楚的事情。但我们的反帝革命更多的是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土壤根除。”

“帝国主义是怎么控制中国，怎么掠夺中国，怎么欺压中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国内的买办阶级。那么国内的买办阶级是哪些人？早期是清政府，后来是北洋政府，再后面是以常凯申反动集团为首的买办政府，和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的各地军阀，以及靠着帝国主义获得政治、经济权力的买办商人、大地主阶级。”

“只有铲除了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反帝的任务。现在有些人想要混淆这个概念，把伟大的反帝革命仅仅局限在抗日战争当中，好像我们近现代的反帝革命只有抗日战争一样。常凯申反动买办政府参加抗日是被逼无奈，同时也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促成的。如果想要以抗日战争来给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常凯申买办政权招魂，是坚决不允许的。”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买办阶级之外，中国还有一批买办文人。这些买办文人不敢直接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想要割裂我们的革命，扭曲反帝反封建革命。对于这种买办文人的思想，我们必须要痛击。”

“罗启荣同志、邓合同志、段成伟同志，我希望书记处能够带头，文教工作委员会主持，为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做准备。”

“有一点一定要记住。随着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时代的年轻人不断地成长，他们对于旧中国时期的很多问题是没有直观的认识的。再过几十年之后更是如此。他们要理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需要我们对于旧中国的历史有更多的研究，留下更多的资料。”

“还有一点，我希望明年的国庆日可以举行一场回顾整个革命生涯的晚会，把我国的革命历史重新梳理一遍。我想如果可以是不是能够把国庆晚会进行全国电台直播，让全国人民群众用收音机共同庆祝国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书记处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

国庆二十周年，肯定是需要好好地庆祝。

但魏红军更希望利用这一次的二十周年国庆，再一次梳理革命历史。要让全国人民群众更加真切的明白，什么是反帝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