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1034章

特别是对于很多老领导来说，这种批评引起了很大的舆论。

彭崇继续道：“因为平价能源问题出现受贿行贿的事情，我们是应该严肃处理。但不是这样直接把事情闹大，把事情公之于众。这样对于我们全国人大的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政法委的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中外合资企业那边目前也是非常紧张。目前正是我国和各国经济合作稳步迈进的时候。要是这个时候因为‘行贿罪’的问题，闹得大家人心惶惶，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经济发展计划。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反应这个问题。”

“夏侯文同志，越是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越是需要谨慎，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中央信访局成立这些报刊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全方位的监督，而不是让这些报刊杂志成为和‘新华社’、‘红旗’杂志一样，对一些事情随意评论和批评的。我认为中央信访局在这方面是应该要检讨的。”

彭崇说完之后，杨尚坤道：“彭崇同志说的有道理。我们的报刊杂志，特别是中央的报刊杂志更需要谨慎，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这些报刊杂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就成了无组织无纪律。一旦控制不好舆论，会影响大局。‘实话实说’杂志的负责人是那个林夕灵吧？她当年就捅了大篓子，影响了一大批的学生，所以才被中央下放的。现在让他负责这么重要的报刊杂志，却不加以限制，才会出现这种事情。”

“要我说林夕灵这样不顾大局，我行我素的干部，就不应该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夏侯文同志，我的建议是让林夕灵离开这个岗位。而且在这一次事情上，中央信访局也是有问题的。中央信访局管理报刊杂志的领导干部也要处理。”

杨尚坤对于当年那些趁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风作浪的民主人士，还有林夕灵这些扰乱大学校园的学生都非常不喜欢。

就像是历史上反右之后，中央办公厅这边接到了大量申诉的材料。很多人给中央写信认为自己不是右派，是错误划分右派的。当时中央办公厅有名工作人员正好负责这件事情，接到了大量的这种报告。所以利用和主席跳舞的机会，和主席反映了这么问题。很多所谓的右派是因为给领导人提出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主席听到之后，让她整理资料做成报告交上来，如果是错误就要改正，包括右派定错了也要更改。

结果她整理了这些申诉报告，交给了当时秘书室副主任陈兵尘。陈兵尘拿到报告之后交给了秘书室主任田家营，田家营看到是关于右派平反的问题，所以很是谨慎。田家营没有直接交给主席，而是根据程序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汇报此事。结果杨尚坤看到之后非常生气：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

杨尚坤直接批示，把这名干部三天之内从秘书室调走，退回原单位宣传部。

其实从程序上来说，杨尚坤说的是对的。如果任何一个人随便跟主席反映问题，那么就彻底乱了正常的程序。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杨尚坤对于反右的态度，他是非常支持反右的。中央办公厅当时的反右，秘书室反右，就是杨尚坤主持的。

现在也是如此。

他对于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林夕灵非常不满意。

夏侯文这个时候缓缓开口道：“我想问问，这篇文章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全国人大在‘行贿罪’的制定上是不是有疏忽？是不是有不清楚的一面？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不是在受贿行贿问题上只关注受贿问题，对于行贿问题都是高举轻放？我们的政法委是不是在处理行贿问题上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人，进行区别对待？”

“杨尚坤同志、彭崇同志，这篇文章的确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篇文章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不对吗？就因为说了实话，就要被批评，就要被调离吗？”

“难道说我们党已经到了连这点实话都听不进去的地步了吗？林夕灵同志做事情是有些冲动，但年轻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冲劲，怎么成为革命的接班人？而且她的冲劲，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还是反党？”

“都不是。她只是直截了当的指出了目前我国受贿行贿方面的法律缺陷，监察委员会和政法委处理这些问题时候出现的问题。难道说我们的舆论，都不允许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的问题了吗？”

“我不认为这一篇文章有什么问题，更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整林夕灵同志的岗位？我作为分管中央信访局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坚决反对这样的指控，更反对调整林夕灵同志的岗位。”

虽然夏侯文平时性格很好，但夏侯文可不是软柿子。

夏侯文是从硝烟当中走出来的军队将军。夏侯文在抗战时期是八纵察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又是八纵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时候，八纵最早期的东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负责一方党政军工作的干部，又有哪一个是没有脾气的，没有自己坚持的。如果只是老好人是不可能成为党政军一把手的。

如夏侯文这样曾经负责过一方党政军工作的干部，在很多问题上是很强势的。只不过平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夏侯文现在就是如此。

林夕灵的这篇文章的确是很大胆，把中央几个重要机构都批评了一遍，也是符合她的风格。但夏侯文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

相反夏侯文认为，这篇文章写的正当其时。中外经济合作现在越来越多，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外合资企业也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合资企业，也有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资企业。既然都已经明确这些中外合资企业也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员，那么大家当然是要遵守同一个法律。

这个不仅仅是行贿罪一个，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可是很明显全国人大在这方面的法律建设慢了一步。

还有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只重视受贿问题，政法委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行贿问题。所以政法委这边对于这些不好处理的问题就采取回避态度。

可还是那句话，你只是去解决受贿干部，不去解决行贿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永远都无法解决。那些企业靠着行贿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又没有实质性的处罚，等于没有任何的震慑力。正因为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下一次碰到这种问题还会这样。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把行贿问题也重视起来，要跟受贿问题一起处理，这样才能够刹住这种风气。所以夏侯文看来，林夕灵这篇文章简直是来的太及时。

可是有些部门，有些干部认为这篇文章让他们丢了面子？又或者真的是“友邦惊诧”？反正夏侯文是绝对不会同意处罚林夕灵的。

看到夏侯文如此强硬的态度保林夕灵，彭珍在上面也是有些头疼。夏侯文不是普通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是在军队和政府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干部。因为夏侯文是一手参与建立察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东北根据地，培养的军政干部非常多，光是军队将军就出来了十多个。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又担任书记处后补书记，参与处理书记处工作。此次调到全国人大，也是负责最重要的人大对于党和政府的监督工作。

如果夏侯文的态度一直强硬，那么要处理中央信访局，处理林夕灵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行贿罪’问题上，全国人大也好，政法委也好，的确是出了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虽然制定了‘行贿罪’，但‘三反五反’处理了那些旧中国资本家之后，后面基本上就再也没怎么使用过‘行贿罪’。这是全国人大和政法委的责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史亮开口。

这一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中，史亮是唯一一名民主党派，地位还是很特殊的。她也是此次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正是负责全国人大法律制定的副委员长。

史亮明确道：“我之前是政法委副书记兼司法部部长，现在又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宪法与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不管是在政法委工作的时候，还是现在在全国人大工作，这些都是我的工作范围。我认为林夕灵这名小同志的批评很犀利，也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的‘行贿罪’的确是制定的有问题。”

大家都看向了史亮。

夏侯文给林夕灵撑腰，大家还能够理解。毕竟夏侯文是林夕灵直接领导。但史亮是林夕灵直接批评的部门干部，但史亮却站出来维护林夕灵。

史亮如此的表态，分量是很重的。

钱英接话道：“史亮同志说的是对的。监察委员会这些年对待行贿受贿问题的时候，一直是以处理受贿问题为主，行贿都是顺带的，或者是忽略的。林夕灵这篇文章写的还是很客观，也指出了问题。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行贿处罚是要重视起来。”

钱英调到全国人大之前，他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兼国务院监察部部长。现在她又是担任全国人大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适合从监察角度发表看法。

史亮和钱英站出来表示林夕灵的批评没有问题，让本来要处理林夕灵的彭珍立马踌躇起来。彭珍虽然是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在全国人大权力最大。但也不好违背大家的意见强行推动一些事情，容易被人诟病。所以彭珍转过头对李学峰道：“李学峰同志，这件事情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学峰是目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中唯一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全国人大秘书长，在全国人大是仅次于彭珍的领导干部。全国人大日常工作都是李学峰负责处理的。

李学峰放下手中的笔，道：“同志们，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一次委员长会议，是为了讨论如何完善‘行贿法’的。我不明白有些同志们为什么要讨论处罚中央信访局，处罚林夕灵。”

“我们新中国难道是常凯申独裁政权吗？我们党难道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听不进任何的批评意见吗？毛主席以前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林夕灵写的这篇文章，难道是无中生有吗？难道是她造谣的吗？这篇文章有故意污蔑我们党，我们的新中国吗？又或者这篇文章要推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这篇文章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既然有了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当中发展的。不解决问题，难道我们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迅速征集各方意见，来完善我国的‘行贿法’，把所有的经济体都纳入进来。不管行贿的主体是大型国营企业，还是中外合资企业，又或者是县乡农村合作社企业，只要是违反了‘行贿法’，就一律处理。”

“还有关于人情交易的问题，我们全国人大应该积极和书记处、中组部、中央监察委员会接触，制定相关的规定。这才是我们这一次会议应该讨论的内容，而不是在这里讨论处理人家提出意见的人。”

虽然当初调李学峰进入全国人大，是修养同志和彭珍。但李学峰就不是一个亦步亦趋跟着别人的性格，他才不会管彭珍这一次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的目的是什么。说完之后，李学峰对彭珍道：“彭珍同志，你认为呢？”

1401 苏震华的认识

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开始的时候争论还是比较激烈。

不过因为夏侯文的强烈反对，以及全国人大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李学峰的态度，让会议内容直接转了一个方向。

李学峰不管是抗战时期在太行根据地，还是后来在中南局工作，最重视的就是实地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有段时间负责协调中央和国务院工业问题的时候，为了得到能源企业的一手资料，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深入煤矿等能源企业一线。

目前新中国国有企业很多规章制度，都有李雪峰的手笔。

本来彭珍给中央推荐李学峰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是因为大家曾经一起工作十多年彼此很熟悉，以为这样全国人大工作会顺利一些。可是到了李学峰这个位置上，都是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的，不会随便跟着某个人。

就像是这一次李雪峰态度很强硬。

因此会议转了一个方向，开始讨论“行贿罪”的完善问题。最后会议的结果是，要求史亮带着团队负责调研目前的行贿情况。然后尽快制定条款明确的“行贿罪”，金额达到达多少可以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等等。

同时李学峰和钱英代表全国人大要和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政法委讨论，对于行贿问题如何进行党内处理，如何覆盖全部人群等等。

“这篇文章你读过没有？”

“读了。”

魏红军来到广州，和广东干部简单谈话之后，跟广东省委书记苏震华单独聊天。只有主席办公室主任王兵前和中央办公厅记录谈话内容的干部陪同。魏红军在路上的时候也看过引起争议的林夕灵的这篇文章。

苏震华苦笑道：“现在哪一个地方领导敢忽视这篇杂志。林夕灵目前在我国宣传领域那可是大名鼎鼎，没有不认识她的人。不愧是曾经闹出过大事情的人，她负责的报刊杂志写东西根本没有禁忌。真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地方领导最怕的就是被林夕灵盯上。”

“哈哈哈。”

魏红军笑笑。

当初魏红军让林夕灵去中央信访局下面负责报刊杂志，就是因为林夕灵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她主持的报刊杂志在党内外一直以来争议都不小，甚至要求禁掉林夕灵主持的报刊杂志的舆论也很多。当然争议大，也表明威慑力也很强。所以现在中央信访局这边的报刊杂志，每个地方政府都会订阅。只要新版出来，大家都会关注，就怕里面写的是自己的事情。

“她写的这篇文章你怎么想？”

“虽然文章写的有些激烈，但内容上是没有问题的。广东这边是重灾区，为了抢夺国内平价能源大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里面还有一些企业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这些平价能源，而是想要把国内的平价能源拿到外面赚差价的。”

苏震华叹口气道：“但因为目前‘行贿’的处理上，中央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行贿罪’制定的也是比较模糊。以及国务院和外事工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中外合作，所以基层单位处理这些问题很是头疼。轻了，这种事情就无法断绝。重了，担心会被扣上破坏经济的罪名。基层单位的工作真的很难。”

“我们现在就希望中央能够拿出一个明确的政策，告诉基层单位要怎么做才可以。法律制定的也可以更加详细一些，让基层单位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可以使用。还有中央应该明确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要让基层单位的干部可以放心大胆的处理这些问题。”

“要不然现在很多人都束手束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很多工作无法展开。这种事情放任下去，会恶化我国的经济生态。”

魏红军点点头，赞同苏震华的观点。

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管是政治生态还是经济生态，一旦被破坏，修复起来会困难重重，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转变大家的概念。我们有一些同志目前混淆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们总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去发展经济，忘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生态，而不是畸形的经济发展。”

“关于‘行贿罪’的问题，我来之前已经给彭珍同志、谭振林同志、赵振华同志他们打了电话，希望全国人大、监察委员会、政法委他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尽快的制定一份详细的‘行贿罪’条款。”

“至于经济和政治、法律的问题，我和罗启荣同志他们也通了电话。书记处应该要对于这个问题明确起来，经济发展不能无序发展，必须要遵守社会主义法律。”

“我还和陈义同志通了电话，谈了目前发生的这些问题。外事工作委员会要更加明确我国外事问题的原则，要更加平等的对待外事工作，不要总是把外事工作特殊对待。同时要明确的通知外商、华商，在中国做生意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如果他们违背中国的法律，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律法处罚他们。”

林夕灵的文章尖锐，但产生的效果是非常直截了当的。

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杨尚坤和彭崇有一点的确是没有说错，那就是真的让很多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商、华商大为震惊。他们本来就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有一种忌惮，只不过这些年合作挣钱了，才慢慢的掩盖了这种忌惮。

可是中央信访局直接办的报刊杂志如此强有力的批评，要求加大对于行贿的处理，这些人怎么可能不紧张。毕竟他们在这一次平价能源抢夺上，的确是做了很多违反法律的事情。

所以他们迅速利用各种渠道表示对于这篇文章的担心。

要不是影响力这么大，魏红军也不会中途给中央各个领导打电话，交流一下彼此的意见。魏红军转了话题，听取苏震华对于广东经济的一些想法。

广东经济区分为四个区域。

广州、宝安专区、佛山专区为主的广东核心区域。广州和宝安专区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人咂舌，人口增长速度都让人吃惊的地步。这一次国家把计算机生产基地放在佛山专区，加上香港和澳门，就和二十一世纪大湾区是一样的。这个区域集中了广东大量的企业，也是广东经济的核心区域。

还有一个是潮汕地区，被中央定为家电生产基地。家电可不是一两种，也不是一两个大型工厂，相反这里面涉及到的各种配件企业会有几万家之多。随着家电市场的扩大，有可能会有几十万家配套企业。中央是希望潮汕地区的家电产业能够带动粤东北地区经济一起发展。而且还可以和福建厦门、漳州等地互动，正好配合福建目前承接的英国产业。

雷州半岛、湛江、茂名等地是广东要重点打造的重工业来料加工基地。特别是湛江地区被确定为钢铁基地、电力工业基地，主要靠着进口煤炭、进口铁矿石来发展湛江的重工业基地。这是因为湛江港非常适合进出口大宗物资。

然后是推动韶关的发展，来推动粤北经济发展。现在的韶关可不是二十一世纪的韶关，韶关早在二五计划的时候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华南重工业基地”，国家在此建设钢铁、机械、煤炭、化工、电力、有色金属等八大基地。东北、华北、上海各地的技术人员支援韶关建设。

苏震华来到广东之后，不仅遵守国家安排发展韶关重工业，而且还要推动湖南郴州，江西赣州三个城市群协同发展。所以频繁和湖南、江西接触，想要推动三地的交通建设，让这三个城市有更多的联系。

魏红军仔细听了汇报之后，告诉苏震华一定要平衡好各地发展问题。除了一些需要政府推动的产业之外，可以更多的让企业去推动经济。特别是目前广州和宝安专区做外贸的公司很多，这些企业没有必要干涉太多。

广东目前财政充裕，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当中。

对于基础建设问题，苏震华也做了报告。苏震华跟魏红军表示，广东正在考虑建设高速公路，想要把广州和宝安专区、佛山专区连起来，进一步提升广州、宝安专区、佛山专区之间的物流速度。不过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如果广东建设高速公路那就是国内第一条。

魏红军对于广东的想法表示了支持。以中国目前工业增长速度，对于高速公路肯定是有需求的。而且国内修建高速公路，最大的问题就是钱，其他方面都不存在困难。中基建公司和中建公司在中东地区建设过不少高速公路，有非常充足的经验，技术都不成问题。

结束了关于广东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之后，魏红军开始进入更重要的谈话当中。魏红军让苏震华来广东，除了是要继续推动广东经济发展之外，更多的是想要让苏震华在广东研究新形势之下的党的建设工作的。

“我来广东一年多时间，了解还很有限。不过也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这个真的很重要。我来广东之后，接到过好多地方纷争的报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的地方，不仅各方面工作顺利，而且很多纷争的解决也容易，农村合作社发展也很好。”

“但有些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好的地方，各种宗族势力重新抬头。一些农村地区宗族势力利用人数优势控制合作社大权，然后使用暴力手段，横行霸道，仗势欺人，引起公愤，严重危害农村生产秩序、农村治安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而这种农村合作社的基层党组织不仅没有为广大的农民撑腰，反而成为这些宗族势力打压人民群众的工具。”

“特别是广东经济发展起来，国家给农村合作社更多的自由。加上农村合作社经济好了之后，宗族势力反扑更厉害。当然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好的合作社，面对农村一些地皮无赖也是束手无策。”

“这些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好的农村，遇到什么事情不是去解决矛盾，而是选择和稀泥，掩盖矛盾。特别是面对这些地皮无赖，都是选择息事宁人。这种结果是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民群众吃亏，而那些地皮无赖屡屡得利。这种事情多了之后，我们的人民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不信任党和政府，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

魏红军点头，冷哼道：“这些就是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村霸。反动宗族势力和流氓无产者，是我党农村工作两个最大的敌人。只有严厉打击反动宗族势力和流氓无产者，才能够让人民群众更加信任我们。”

苏震华立马道：“所以我的建议是，我党在给农村合作社，包括人民公社更多的经济自由权的同时，必须要加强人民公社和农村合作社的党组织建设。不仅要派遣学生干部，也要派遣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去任职。只有拥有坚实可靠的基层党组织，党和国家的很多惠民政策才会落实到实处，才能够解决农村宗族势力和地皮无赖的破坏。”

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影响城市，也会影响农村。

广东一直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广东很多农村合作社也是跟外部接触比较多，受到很多这方面的影响。一些曾经旧社会的残渣又开始兴风作浪。

农村是我党的根本，共产党好不容易用土地革命完成了农村改革。绝对不能让旧社会残渣重新蚕食基层政权。

所以魏红军点点头。

苏震华继续道：“第二个是广东年轻人听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华侨歌手的歌越来越多，还有一些人开始听外语歌曲，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特别是磁带开始流行，就更加无法禁止。现在只是广州和宝安专区这边有很多人听这些外来的歌，可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几年之后整个广东，还有福建、台湾这些地区估计都会如此。这个问题中央必须要重视起来。”

这种东西根本就挡不住。

香港的流行音乐刚刚开始发展起来，正好赶上了磁带发展，进一步推进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而广东因为近在咫尺，加上现在贸易多，因此也开始受到影响。

目前情况还不算太严重，但苏震华知道，这个东西一旦不重视，以后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等年轻人都喜欢外来的音乐，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喜欢这些音乐的故乡。

魏红军点头。

道：“这个事情我和文教工作委员会那边也谈过。我国目前在这方面以军队还有地方各个文工团来丰富人民群众的业务生活。不过文工团模式逐渐的不适应现在的新形势，也无法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磁带等存储器的发展，旧的模式会被新的传播模式所代替。”

其实魏红军和邓合、段成伟他们已经有了决定。那就是中国的文娱产业也要从国家直接控制文工团模式转为文工团和商业并行。正好目前军队文工团和一些单位的文工团，地方政府的文工团都在进行调整，有些正在进行裁撤。把这些裁撤的文工团人员并入到文教工作委员会开办的商业文娱公司里面，也从另一面推动中国的文娱产业。

“第三个是目前很多年轻人对于资本主义个人自由非常向往，还有一些人利用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机会去国外，然后留在国外不回来。而且越是职位高、工资越高的家庭越是如此。我认为我党在社会主义自由理论上还是有不足的。”

“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自由。”

魏红军微微点头。

道：“震华同志，你说的很对。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忽略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你对于社会主义自由有什么想法？”

苏震华说的没错。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发力很多，制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决策和监督的民主体系。但对于社会主义自由的研究方面就少了很多。或者说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是集体主义，可能和自由是冲突的。又或者美国高举“自由世界”的大旗，所以国内很多人对于自由有一些排斥。

但这的确是不对的。

自由不是美国的专利，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要是正常的人类社会都是会追求自由的，社会主义要发展也要讲自由。但社会主义自由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要怎么发展自由，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苏震华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中。美帝国主义的自由，是形式上的自由，表面上的自由，而不是实质性的自由。在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自由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形式上的自由，而不是全体人民群众的自由。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虽然有‘选择被谁剥削’的自由，但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其他方面的自由也都是如此。”

“美帝国主义的自由以‘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神圣化’、‘个人权力最大化’为口号组建了他们的自由体制。但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这种自由更多的是保障资本家的利益，把整个社会放置在‘弱肉强食’的自由市场当中。看起来每个人都很自由，但在‘弱肉强食’的环境当中，这种自由天然的保护强者，掠夺弱者，是一个完全不公平的自由。”

“但我们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摈弃美帝国主义宣传的那种虚幻的、形式上的，‘弱肉强食’的自由，而应该追求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统一的，全社会全体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的，社会主义自由模式。最终要追求个人自由、集体自由、社会自由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