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68章

邓志辉说的很严重。

说的下面的干部都是变的很严肃。

他们都明白，邓志辉这是在敲打大家。问题交到了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组织部，那么会有一大批干部受到组织处理。邓志辉顿了好一会，等大家消化之后，道:“说完汇报数据低于实际产量，再说说高于实际产量的问题。”

“同志们，这一次抽查数据，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啊。汇报数据超过实际产量5%以上的地方竟然占据4%的比例。全国目前有70多万个生产合作社，600多万个互助组，大家算算是什么情况?这是表明有几万个合作社，几十万个互助组出现虚报。”

“同志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虚报的现象，这股风就会蔓延开来。明年就会变成8%，后年可能就会是20%。一个县虚报几十万斤上百万斤，一百个县就虚报上亿斤，几百个县就会变成几亿斤、十亿斤。当然这还算是理想的状态。”

“如果这股风气不打下去，到时候虚报就不仅仅是5%以上，会演变成虚报10%、30%乃至于50%。那就是一个县虚报上千万斤、几千万斤，几百个县就是虚报几十亿斤、上百亿斤。最后的情况就是,亩产虚报翻一倍、翻两倍。中央如果相信了这种汇报数据，按照这种汇报数据来制定农村政策，工业政策，那样会出大乱子的。”

邓志辉说的很严重。

邓志辉说完之后,魏红军道:“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人，就要讲真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亩产增加十斤，就说十斤，不要说增加了一百斤。不要为了政绩，虚报数据，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你们都是做了很多年农村工作的干部，有些虚报的数据，你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你们看不出来，那就是你们的失职。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们关起门说话，我就不说那些场面话。大家都知道我是带兵打仗出身，讲究的就是铁的纪律。平津战役的时候，我给当时各部队政委开会，要求他们严令各部队遵守入城纪律。当时我跟他们说过，入城之后谁要是为违反入城纪律的人说清,给纠察部队压力。那么我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律先撤职,后处理，没有商量余地。”

“我今天就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句。谁要是脑子发热，给我来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套。我不管他是谁，是什么级别，革命资历有多深，也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一律先撤职，后处理。特别是你们这些省里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更是要冷静。

任何一个省份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第一个处理的就定你们。如果省委提出不合理的粮食产量要求，你们要敢于拒绝。

因为你们是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

魏红军知道要用重锤。

就像是邓志辉说的那样，这股风气不能蔓延下去。

很多干部都坐直了身子，他们没想到魏红军会如此表态。这个时候很多人更加深切的明白，魏红军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将军。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

当然只是这样还不够。

魏红军继续道:“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年农村工作成绩很大。很多省份1954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两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任务。所以同志们高兴，有干劲，想要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干劲，用在吹嘘上。吹嘘粮食产量多少多少，完成了多少多少工作。而是要把这些干劲用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上。用实实在在的工作，去改变农村落后的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和邓志辉同志、谭振林同志他们讨论过。这些年我们的农村工作一直在狂奔，但大家的精神不能一直绷着。所以我们都认为，1956年农村工作不要只顾着往前跑，还应该进行一些调整。主要是巩固成绩，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夯实基础。为二五计划做准备。”

“那么如何夯实基础。就是要把这几年的农村工作做一个回顾，总结成功的经验，检讨原来的计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巩固成果，夯实基础的工作。因为这包括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问题，还有正准备开展的农村工商业的问题。当然还有农村扫盲工作，水利工作都在其中。我们要全面回顾这些农村发展情况，把实际数据反馈给中央，为制定二五计划做好一切准备。”

“同志们，这一次会议我们就是要制定1956年调整和巩固农村发展计划。各个省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本省的情况，提出适合的计划。”

第965章浇灭冒进倾向

会议开的不能说完全顺利。

有些干部认为现在农村发展这么好，应该继续加油打气，继续往前大发展。现在的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不能浪费在其他地方。而且这不是一个两个干部的想法，是很多干部的想法。

魏红军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干部心中深厚的“冒进”土壤。

会议上魏红军和邓志辉可以表示出强硬。

但会议之后，必须要说服这些人。如果这些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自己本身不理解，那么后面的工作会很困难。光是靠着压制他们是做不好工作的。

大家想要一起使劲，那就需要统一思想。

要说服他们，让他们想通这里面的道理，从内心当中支持调整巩固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成会议的效果。

正因为考虑到了很多干部的想法，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商量之后,没有调整1955年的农村发展计划。各省都早早的制定了1955年的农村发展计划，有些计划其实是有问题的。其中就有不少“冒进”的思路，有些计划已经脱离了实际。

但魏红军明明知道有问题,但并不准备调整。

因为1955年已经过去近半，如果这个时候调整1955年计划，会让上上下下的干部都糊涂。做工作最忌讳忽左忽右，计划变来变去，会让下面的干部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工作才好。

而且1955年的计划，只是有些省份，开始有一点点“冒进”的小小苗头。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大的“冒进”计划。所以1955年的问题不会很大。

因此魏红军和邓志辉选择的是调整1956年的农村发展计划。因为中央和各省1956年的计划还没有制定。现在这个时候调整1956年的计划，就是最合适的。

因为有意见的干部不少，所以魏红军都是在会议之外，和这些干部私下交流意见。魏红军对于这些干部想要急切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想法是理解的。但所有的发展，都应该是基于发展的规律,要尊重这种规律，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发展。

不能只是纸面上的数据发展。

说服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和这些干部谈话，魏红军突然想到了历史上大跃进的事情。中国是大国，一旦这辆大车开出去，想要刹车非常不容易。湖北省委书记王仁重日记当中就记录过1958年年末和1959年年初两次郑州会议的情况。

主席来到了郑州,和上海市委书记柯青石、广东省委书记陶朱、安徽省委书记曾熙胜、江苏省委书记姜维青、湖南省委书记周肖周、四川省委书记李京全、湖北省委书记王仁重七名省委书记晚上见面,谈了关于当时“左”的问题。结果在场的七名省委书记都反对主席的说法。认为主席提出“纠左”，提出“要保守一点”、“这个时候需要右倾”的提法，不符合现实情况，大家都无法理解。

结果谈话从下午四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才结束。

主席一直试图说服这些省委书记，但几个小时下来成果都不好。王仁重在日记当中都表示，自己当时完全不理解主席的想法，不赞成主席的想法。因此几个小时的谈话，进行的非常艰难。可以看出这些主持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的省委书记，当时都转不过弯来。想让整个中国上上下下的干部改变当时那种狂热的状态，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就像是河南。

历史上河南省委书记吴芝浦在郑州会议之后跟主席拍胸脯保证，回去就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省里开始一直到公社，传达中央精神，解决目前“冒进”的问题。

结果呢?

河南依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所以魏红军要做的是，在上上下下狂热起来之前降降温。一旦这种狂热气氛成为了主流，再想要压下去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到时候根本不是中央领导想要压下去，就能够压下去的。所以魏红军和邓志辉都是分别和下面的干部谈话。

不仅仅是省里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包括市里面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

魏红军是不厌其烦,一个一个谈话，一个省一个省的谈话。拿出一个一个的数据，说服他们。魏红军让他们充分提意见，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讨论。

最后总算是圆满的结束了会议。足足花了17天时间。

等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和邓志辉就给主席汇报这一次会议的内容。

“真的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主席看着资料很是惊讶。

虽然现在才1955年，但大部分行业已经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可以说这几年新中国各行业发展非常好，很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五计划。这些成绩让主席是非常高兴的。所以进入1955年之后，主席就谈了关于如何做事情的问题。主席说做事情，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个是达到目的比较快—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办法。

其实这就是主席后来提出的指导方法的前奏。那就是后来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最后总结为“多快好省”。而主席这个指导精神传达下去之后，“多快好省”其实就剩下了“多”、“快”和“省”，中间的“好”字美了。大家都在追求“多”和“快”。

在这方面来说,后面出现的“冒进”问题，主席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主席，关于这一点我要做检讨。我们农村工作部这几年更重视数量的增长，忽略了有质量的增长，所以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基层政府片面追求数量的增加，甚至出现这种虚报的情况。”

“除了片面追求数量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干部被这几年的成绩所鼓舞,开始出现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都迫切的想要改变目前落后的局面，以至于有些干部甚至喊出‘苦干几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方面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对于共产主义，大家都没有多少认识。大家只知道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可是以目前我国生产力的情况，是无法完成按需分配的，这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因此一些基层单位就搞出平均分配,以此来代替按需分配，觉得平均分配就是共产主义。但这种做法严重破坏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极大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除了按需分配、平均分配的问题之外，就是一些基层政府枉顾目前的情况，硬是想要从集体所有制转为全面所有制。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生产资料和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可是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基层单位主要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不要说是农村合作社的资产，就是县里的工厂，也和鞍钢、第一汽车厂这些工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制情况。而且从目前的生产力情况来说，我国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阶段。想要进入共产主义，那不是几年十几年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干部说共产主义，我国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的。”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农村合作社。就像是当初互助组转为合作社的时候，因为有些合作社盲目推进，把互助组资产充公。结果闹出很多矛盾一样。因为基层一些单位搞不清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因此不少农村合作社担心合作社资产被充公,所以私下分了合作社资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都是我们有些干部脱离实际，对于目前生产力情况判断错误有关系。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制定经济政策，会扰乱农村正常发展。甚至有可能会摧毁新中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农村经济秩序。”

魏红军可不是空口白牙。

把发生问题的单位都整理了出来。

主席一直批评比较多的是,有结论，但没根据，没过程。这种没过程、没根据、没数据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所以魏红军汇报工作，都是把大量的数据摆上去。魏红军从抗战时期开始，就—直重视调查报告。不要上交诗—样夸张的修辞报告，要的是统计数据之下的严谨报告。

所以魏以红军交给主席的报告也都是这种模式。出现了什么问题,魏红军把地点、时间都写上，同时把发生的各种问题以数据形势记录下来。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最后才是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找出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席看着这些脸色难看了很多。

主席不说话，仔仔细细的看着魏红军和邓志辉交上来的报告。好一会之后，道:“这里面关于粮食产量增加的问题，也是虚报的?”

“主席,现在农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在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基层的这种热情我们应该承认，而且他们找到的很多方法的确是有效的。就像是兴修水利、深耕、积肥、密植都有提高粮食产量的效果。”

“但这种效果都是有极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但某些报告夸大了这些办法在粮食增产当中产生的效果。甚至有些基层政府单位的干部，从来没有做过农村工作，没有亲自种过地。听说深耕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他们以为越是深耕产量越高，所以组织农民深挖地。结果是浪费劳力，却没有多少效果，出力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还导致农民的不满，造成干群之间的矛盾激增。可是他们不认为自己错了，往上报的时候硬要说深耕之后，粮食产量增加多少多少。包括密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亩地到底用多少苗，苗和苗之间要有多少间距,产量才最高，我们要找到的是这个。可是有些基层干部偏偏认为种的越密越好，以为这样粮食产量就会越高。结果是粮食根本长不大，都打不出多少粮食。但他们同样往上报的时候,硬说密植之后粮食产量能够提高多少多少。这种虚报的情况不在少数。”

“所以很多基层单位上报，兴修水利、深耕、密植之后表示粮食产量提高一倍、两倍的都是虚报的。我们农村工作部派人查过这些,甚至面对我们派出去的干部他们还弄虚作假。从其他地方调粮食过来,然后说他们的粮食产量很高。以现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每年亩产能够增加十几斤、几十斤，都是值得表扬的事情。在没有特殊情况，如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推广良种，亩产想要突然之间增加一百斤、二百斤，都是虚报的情况。”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虚报的产量，偏偏有些报纸就信以为真。我查过这段时间一些地方党报，不少党报登了这种虚报的产量，然后是大力赞扬。地方党报这样吹风，很容易造成其他地区也开始跟着虚报产量。这种风气必须要打掉，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主席点点头。

没想到农村出现了这么多严重的问题。

好一会道:“这是我们的干部脱离了群众。我们是从农村打出来的，大部分干部其实都做过农村工作，对于农村问题都是有一定了解的。不应该出现这么多脱离实际的问题出现。但现在既然出现了，那必然是因为脱离了群众，不去了解实际情况有关系。官僚主义害死人啊。”

“是。”

魏红军心中长舒一口气。

只要主席不在农业问题上头脑发热,那么接下来农村问题上就好办很多。大跃进的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片狂热的结果。主席有没有头脑发热,也是有的。

但又不是主席一个人头脑发热。

就像是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谭振林。主席问他粮食产量的问题,谭振林给了主席很肯定的答案。当然当时是开始，大家提出的亩产成绩是一千多斤。谭振林当时作为主持农村工作的干部，给主席一个错误的结论。肯定的表示亩产能够达到八百斤，一千斤。

不过主席又是第一个冷静下来的。因为浮夸风太扯淡。

开始亩产一千多斤，主席还能够相信干部的汇报。后面变成了两千斤，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已经有所怀疑。可是后面越吹越大，甚至吹到了一万斤、几万斤，“人民日报”都跟着一起吹。

主席是农民出身，两千斤主席已经是半信半疑。但一万斤、几万斤这么离谱的数据，只要是稍微懂一点农村工作的，谁能够相信。更何况是主席。

所以主席从支持到冷静，只有几个月时间。但之后的“纠左”，却用了几年时间。

现在主席看着魏红军的报告，对于农村情况有了更多的忧虑。因为魏红军不仅仅是汇报成果，也把农村发生的问题一并汇报。一下把主席在农村问题上准备稍微“冒进”的苗头给掐灭了。

在农村问题上，魏红军对于中央任何领导都不怵。魏红军负责全国农村工作这么多年，不是随便任何人可以插手的。

魏红军一直以来就担心主席头脑发热。只要主席稳住，那么其他中央哪一个级别的干部都无法插手农村工作,这一点魏红军是有足够的信心的。所以这些年魏红军给主席汇报农村问题的时候,都是把农村工作全面汇报。成绩和问题，从来不会隐瞒,而且全是用数据这样硬邦邦的证据说话。让主席对于农村有最全面的了解。

“现在很多部门只讲究快，不讲究质。”

邓志辉听到主席的话，也是立马道:“不说农村有这种情况，其他很多行业上也有这个问题。这两年农村经济水平好了一些，农村消耗的工业品多了一些。结果很多工厂只关注数量的供应，不关注质量的优劣。结果流入农村的很多产品质量上有瑕疵，包括很多给农村生产的农具也有这样的问题。因此现在出现这个苗头的时候,必须要给与重重打击。要不然这种风气就会蔓延开来。”

“说得对。”主席点头。

对邓志辉说的很是支持。

“光有量，没有质，那就是废品。我们应该建设有质有量的优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看到主席对于质和量的评价，魏红军立马道:“主席，我认为中央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质量管理局，或者是质量监督局。对于全国生产的产品有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统一的进行监督和管理。一五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我国的工农业发展也非常好，生产的产品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更是需要国家监督这些产品的质量，不能让一些残次品充当合格品进入市场。目前我国有标准局、计量局，各个部委也有自己的标准部门、监督部门。但都是比较散,力量分散，各自为政，没能够形成合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部门的情况比较复杂。

国务院各部委都是尽量的,把所有的职能全都并入自己部门。但这个并不是很好的办法，或者说对于分工，对于专业负责和统筹安排是不利的。

就像是目前质量监督的问题。

中央—大堆的部门都有这种功能的部门。标准局，就是制定各种标准的。计量局，制定全国计量单位的部门。还有各个工业部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都各有各的质量监督功能的部门。

可是中国哪里有这么多这方面人才。

所以有些部委这种部门几乎是摆设，根本无法施展工作。而且正因为类似的机构部门太多，结果看起来都负责，但实际上谁都不用负责。

还是应该把这些单位并起来，成立专门的质量监督部门。这样权力和责任清晰明了，不需要推来推去。历史上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央才成立权责明晰的质量监督部门。

主席思考了一下，缓缓地点头。

道:“嗯,是应该要有这样的部门。红军同志、志辉同志，既然这个问题你们提出来了。你们整理一份报告交上来，常务委员会这边会讨论这个问题。”

“是。”

谈完了这些之后，主席开始看这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的“1956年农村发展50条”。其实就是1956年全国农村工作的安排，主要核心就是巩固。

主席仔细看了之后，陷入了沉思。

如果是直接看这份报告，主席绝对不会满意。这些年农村成绩好，所以主席也动了一些加快农村建设的想法。但看了魏红军和邓志辉前面上交的报告，看了农村发生的那么多问题之后，再看这份“1956年农村发展50条”，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在这里面,都是对于这些年农村工作进行调整和巩固的措施。

但又不是走回头路。

历史上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当中，主席批评最多的，不是“反冒进”当中砍掉一些建设计划。而是“反冒进”的时候,很多政策走了回头路，这是主席最不满意的。也是“反反冒进”当中批评最多的。

就像是农村合作社的发展。

历史上农村合作社问题，1955年、1956年是走快了一些，出现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一些调整的非常必要的。但“反冒进”的时候，不仅压缩很多指标,更多的问题是以“反冒进”的名义，农村解散了大量的合作社。

这是主席最生气的。

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乡镇农村合作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冒进”、“反冒进”，结果把农村干部整懵了。1955年和1956年要求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所以农村合作社发展比较快。结果1957年又是“反冒进”，表示之前的“冒进”是错误的，然后解散了一堆农村合作社。

—来一去农村合作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再有了后面大跃进，可以说农村合作经济几乎元气大伤，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后面的农村合作经济，只是维持合作经济，而不是五十年代那样蓬勃发展。

但魏红军和邓志辉上交的这份“1956年农村发展50条”就完全不一样。魏红军要进行调整和巩固，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对于前几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夯实现在的农村经济基础,是为下一步大发展做准备。

所以不仅没有走回头路，在农村合作社问题上反而是继续往前走。

1956年在农村合作社推进问题上，魏红军压缩指标，只是调整发展速度,但却增加了合作社干部培养的力度和数量。魏红军在里面写的很清楚。1956年虽然压缩合作社增加指标，但却要为1957年做好准备。所以要大规模培养新的合作社干部，同时要对于目前的合作社干部也进行轮训,让他们提高更多的认识。

因为这两年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发展不错，接下来要发展农村工商业。这都是农村合作社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所以1956年在培养合作社干部的课程当中，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内容。

这就是魏红军的调整和巩固。

不是“反冒进”这种带有严重批评性的急刹车，而是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巩固基础，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

主席仔细看了看。

最后道:“你们这份报告我整体上是支持的，等我仔细看完之后，这份报告还要送到常务委员会讨论。不过红军同志、志辉同志,在调整巩固的时候,切记不能挫伤人民群众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