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72章

以前主席接到汇报，都是今年完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任务，产量增长了多少多少。但从来没有和魏红军这一次一样,把一切都用数据，这么赤裸裸的表现出来。

真的很直接，但也很残酷。

不过主席是钢铁意志，这辈子经历过的事情很多，所以残酷的现实他很快就接受。他这几天主要考虑的是,魏红军对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判断。主席是支持对于社会主义进行阶段论，就像是主席在“论持久战”当中对于抗日战争的阶段论。主席要判断的是,魏红军对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判断正确与否。

以及主席更多考虑的是,一旦接受这个判断，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政策问题。

再有一年半时间就是九大。

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非常重要。因为直接决定接下来五年党的政策。

七大中央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论联合政府”，确定了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指导了后面的解放战争。七届二中会议提出当时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判断，因此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导了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候几年的工作。新中国能够迅速恢复经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功不可没的。

八大的重点就是，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进入社会主义。这几年全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还是很顺利。

现在的中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大集体、小集体，国营经济和城市、农村的合作集体经济。当然也包括数量不少的解放之前就留下来的外资企业，还有这两年开始出现的中外联合经济,这些各种所有制的经济组成了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可是现在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之间，大集体和小集体之间,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都开始出现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现在的中国情况判断各不相同有关系。

所以现在党内必须要统一思想，解决这些矛盾。

九大就是统一党内思想最好的时刻。

所以主席一直在思考关于九大报告的事情。经过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主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很多新认识。历史上1956年的八大上主席提出了“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是主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后，总结出来的非常出色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

本来主席对于九大报告有了大致的脉络，现在又有了魏红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让主席对于九大报告有了更多更深的，更完整的一套想法。

“关于你的社会主义阶段论，我大体上是同意的。”主席这话一出来，魏红军心中大喜。

不是一般的喜悦。

因为得到主席的支持，接下来很多工作就会非常好做。因为只要党内真的确定现阶段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党内很多政策上的争论都可以戛然而止。

只要中国自己稳住，那么外面的风浪再大，中国都能够挺过去。

“但有一点，阶段论不能太琐碎、太明确。”

第970章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魏红军调查，写报告一贯喜欢数据说话。因为数据最直接明了。

魏红军培养的干部很多都有这样的习惯，任何调查最后都用数字汇总。

所以对于主席说的这句话，没有完整的理解。魏红军不是那种喜欢故弄玄虚的，也不想回去慢慢的考虑，所以很直接的问道:“主席您的意思是?”

“阶段论如果太明确，那么大家就会天天盯着阶段论的各个阶段，天天盯着阶段论的那些数据。你要说粮食亩产二百斤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阶段,亩产二百斤以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很多人就会迫不及待的宣布亩产突破了二百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听着主席的话，魏红军心中忍不住懊悔。

自己上辈子也算是看过那么多书，那么多资料。这辈子也做了近二十年的领导工作，没想到自己竟然陷入了迷障当中。只想要用数据说话，却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差一点翻跟头。

是啊。

要是各个阶段分的太清楚，那么依旧会造成各级政府“冒进”的现象。虽然不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能够进入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也是成功的。到时候大家都想要进入社会主义下一阶段。

中央的“冒进”可以压下来。

但基层的“冒进”不是那么容易压制的。

所以魏红军立马道:“主席，这是我考虑不周。”

“这只是小瑕疵。你平时工作忙，还要考虑这些政策性、理论性问题，有些疏忽是正常的。阶段论不能太明确，但又需要明确。你要让人明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做到什么地步才能够达到，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间要拉长，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方向。”

“是。”

魏红军明白主席的意思。

社会主义阶段论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让大家使劲往这个方向发展。但又不能有太多细分的阶段，因为这是助长“冒进”。

主席把魏红军的报告还给魏红军。里面有主席各种批语。

道:“这份报告你先拿回去看看，三天之后还回来，要存档案。你重写一份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文章，我给你一个月时间。至于这份报告当中涉及到苏联那部分不要写在上面,单独写一份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的报告。”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文章,主席是大致同意的。但涉及到判断目前中国现状，就不是主席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主席需要先拿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如果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大家能够接受，下一步就是在政治局讨论。

政治局通过，那么会在九大上公开。

所以这份报告,不能有涉及到苏联的部门。这种关于苏联的报告，都只能在党中央这边内部消化。但魏红军关于苏联的分析报告，以及苏联的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主席要求魏红军单独写一份这方面的报告。

“是。”

主席继续道:“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就会影响我们抽出时间考虑政策问题、理论问题,还有国际问题。社会主义要发展，理论问题是重中之重。我年级大了，精力不如年轻时候。现在每天的工作太多，让我都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我在考虑，中央工作是不是分为一线、二线。一线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我从那些繁琐的日常工作当中抽身，多考虑和研究理论政策问题。”

魏红军心中一紧。

立马道:“主席，中国这样贫穷的大国，又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从来没有国家走过的,一条荆棘满途的路。所以党内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多的争议。现在正是需要主席凝聚党内人心，统一党内思想，大家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主席提出一线、二线，会影响党内团结和统一党内思想。特别是很多基层党员干部，会糊涂主席为什么突然退出一线领导，这会影响党内稳定。如果主席真的有这方面的考虑,最起码也应该是制定二五计划，九大和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可以慢慢的推进此事。但我个人来说，反对主席这个想法。”

“主席，我党历来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但就算是民主集中制，但党还是需要有核心领导。如果分为一线、二线,到时候党的决策机关就会分为两部分。不仅会让很多党内干部糊涂，也会影响决策效率。所以我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我本人反对人为的把中央分为一线、二线。主席如果觉得日常事务太多，可以把一部分事情分出去，没有必要一定分一线和二线。”

主席看到魏红军如此反对的态度笑了笑。

道:“我这只是一个想法，具体我也没有想好。不说这些。”

主席摆摆手。

其实这不是主席突然的想法。

关于一线、二线主席已经想过好一段时间，甚至准备跟一些中央领导吹吹风，让大家慢慢的接受自己这个想法。可是现在主席又是犹豫了。就像是魏红军说的那样,现在是非常重要时刻。

特别是魏红军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论之后，这两年就变得尤为重要。特别是九大，现在变得是越来越重要。主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有一些大致的、模糊的想法，但现在越来越清晰。

可是主席知道,光是自己的想法清晰没有用。他必须要让党内接受，必须要统一党内思想。

所以这两年提出一线二线的确变得不再合适。主席转了话题道:“你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什么?”

“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具体讲讲。”

主席现在是广泛听取党内的意见。不仅仅是魏红军一个人。

虽然主席心目中现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九大纲领，但主席也不敢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最正确、最全面、最完善的。只有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主席才能够继续完善自己的想法。对于二五计划，以及接下来的政策问题,中央这些干部都有自己的想法。

主席都细心听取。

但唯一一个提出“法治建设”的就是魏红军。

魏红军道:“主席，我们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我托外交部那边，让我国在国外的大使帮忙把各国法律条文翻译过来。最近一直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法律问题。从目前世界各国制定的法律来看，欧美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偏向于资本的。因为他们的法律,本身就是资本在制定。”

“而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大部分都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当年的殖民国家的法律是怎么样的,他们基本上都会继承这种法律框架。”

“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正在寻求国家民族独立。等他们独立，情况都会差不多，他们的法律殖民色彩一定会很浓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殖民国家以前都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没有太多传下来的文化。因此成为殖民地之后，很容易被那些殖民者的文化同化。”

“而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国家拥有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包括有自己的一整套法律传承。这对于我们即是应该自豪的事情，但也有很多负担。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制定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律法。法律的制定，资本干涉就会偏向资本家,而我们的法律就要为人民群众考虑，制定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

主席没打断魏红军的话。

因为前面的这些话，只能说是比较空洞的。

主席熟悉魏红军的风格。他不会只是说这些空洞的,下面必然还有话。魏红军继续道:“主席，现阶段我国的很多党员干部,有革命理想、有热情、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奋不顾身。但他们很多人文化水平低，整体上能力、素质上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他们虽然有热情、有理想，但容易冲动。有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到了地方一个干部一个工作方法。最容易造成的就是，一个干部一个政策。结果很多地方政策‘忽左忽右’，根本无法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而我们很多合作经济，就像是农村合作社、小手工业合作社，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稳定。”

主席点点头。

对于这一点主席是同意的。

土共，土八路，虽然是敌人讽刺中共的,但认真说起来大致上并没有说错。中共毕竟是从农村打出来的，参加革命的人按照比例来说农民出身的干部最多。二十一世纪的电视剧拍的都是资本家、地主家少爷小姐参加革命。但他们的比例少之又少，根本无法和广大的农民相比。

很多干部都跟魏红军一样,参军的时候都是文盲。一个个都是在军队扫盲，才开始识字。大家毕竟一直在打仗,大部分干部都没有时间系统的学习知识。

等到解放战争，全国解放的速度太快。

各地干部都严重不足。

所以新中国只能是大规模从军队抽调干部。包括那些老解放区的地方干部，很多虽然做了多年地方工作，但知识水平都不是很高。

这就造成新中国早期的这些干部,都是有理想、有热情,有奉献精神。他们能吃苦，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一切。但偏偏问题就出在了他们的文化水平上。他们很多人在政策把握上最容易出现问题。

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们可以任意的理解。

“所以我们需要限制这种情况，特别是一些重要问题上。关于小全民所有制、小集体、农村合作经济、小手工业合作经济，他们很多因为不确定政府政策。害怕某一天政府把他们的资产都要充公，所以做事情胆战心惊，不敢放手发展。虽然我们制定了‘经济法’、‘企业法’，明确各种所有制。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现在全国上上下下，对于制定下来的这些法律并不重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这样的态度。中央制定的法律,到了地方啥也不是。地方的工作都是以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为主。地方政府的一纸文件，比中央制定的法律更有效。”

“就像是农村合作社建立的工厂，中央制定的法律上，明确规定它是隶属于农村合作社的资产，是小集体资产。但法律规定没有任何用处。到了地方根本没有地方政府发布的政府命令有效。所以不同的干部，对于这些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政策，甚至政府命令可以改变所有制。”

“主席,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连我们自己的政府部门都不重视,我们又如何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制定的法律,遵守我们制定的法律。目前农村还有很多落后的习俗,光是靠宣传移风易俗是很难改变的。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的人民群众知道法律法规,用法律去规整。”

“如果都重视法律,社会主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那么我们很多合作经济就不再担心政策的变化，可以大胆的发展。因为法律已经明确了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所有权问题。而且也能够约束基层政府,让他们遵守法律,不要出台一些违背法律的命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各种所有制混合一起发展的阶段。所以中央需要给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健康的发展起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添砖加瓦。”

主席没有立即说话。而是在思考。

好一会之后，主席道:“社会主义法律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何健全法律条款，执行法律，普及法律，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你和荣真同志去商量一下，让荣真同志这段时间好好琢磨一下，整理一下，写一份关于法治建设的报告。”

“是。”

“对了，最近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接受我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邀请访华,他们提出了让我国派出代表团访问日本。”

“我听说了。”魏红军点头。

日本战后国内思想混乱，各种思潮都有。不过随着冷战的推进,美苏关系的紧张,日本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思潮滋生和泛起。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主要以鼓吹修改宪法和反共为主要特征。自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上台后,开始谋求修改战后和平宪法。采取的政策对中国非常不友好，所以中日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非常不好。

当然也有反对力量。

日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改变宪法,突破宪法，重新走向战争。1953年11月,片山哲等发起组织了“维护和平宪法之会”。1954年1月,以此会为中心组成了有135个团体参加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成立。

中日两国历史复杂。

甚至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特别是新中国的大部分干部，那都是在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可是面对面和日军厮杀过的，对日本能有什么好脾气。

但中日两国又可以说是邻国，都是东亚重要国家。亚洲局势的变化，离不开中国和日本。如何处理中日两国关系，也是目前摆在中日两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日本国内的变化。

日本政府目前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差，但民间交流却没有中断。所以人大常委会对于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发出了邀请。

他们也是欣然答应，派出了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不少日本国会议员。

魏红军虽然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毕竟是政治局委员。有些场合也要出席，有些事情还是能够接到通知的。此次“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之后，对中国也提出了访日邀请。

主席道:“我想你们农村工作部这边也派出一些干部去看看日本。听闻日本的农业发展很不错，你们也去取取经。具体要派谁过去，你回去商量一下。不过我的建议是邓志辉同志、谭振林同志、李少成同志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作为代表团团长，带着农村工作部的干部访日。”

魏红军是抗战崛起的干部。

和日军打了那么多年仗，对于日本是没有好感的。跟着魏红军参加抗战的指战员，多少人把命留在了战场，多少人留下了残疾。还有那么多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祸害严重。魏红军对日本人怎么可能没有仇怨。但魏红军现在的位置，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就可以任性。

因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日本经济的崛起是挡不住的。

魏红军不能因为历史恩怨，就无视这个事实。而且日本经济崛起过程当中，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生产的东西缺少市场。日本国内市场太小，日本只能是开拓国际市场。为了开拓国际市场，日本产品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六七十年代都是价格低廉。

就像是日本船厂造的货船和油船，是欧美国家的三分之一价格。而且日本为了卖船，甚至给外国买家贷款服务，以此来打开市场。

这其实也是中国的机会。

所以魏红军道:“我回去就确定这个事情。”

第971章引进，消化，吸收

和主席谈完话回来之后，魏红军先是和聂帅做了交流。传达了主席的意思。

聂帅明白现在这个时间段主席要求自己写一份关于法治建设的报告，是为了党的九大做准备。说不定自己的报告，很有可能成为九大重要报告。因此这份报告变得尤为重要。一旦九大上确定要在全社会全党之内强调法治建设，到时候党内的宣传机构、各级政府都要配合党的决定。要在全国全社会范围之内，宣传法律的重要性。

这就不是小动静。

根本不是现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几个部门自己发展和宣传可以相比的。因为到时候是全党发动一些力量推进，力量就完全不一样。聂帅从1947年上调中央，开始组建政治法律委员会开始，一直负责中央政法的工作。

现在主席有可能会更加重视法治建设，聂帅当然非常高兴。

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法院建设、检察院建设都是比较缓慢。虽然各县已经有了法院、检察院,但这些基层政府的法院和检察院实力弱小。只有公安部因为要解决解放后国内混乱局面，负担镇压敌特工作,所以实力强大。如果中央更加重视法治建设,对于法院和检察院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魏红军只是简单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具体工作魏红军是不会插手的。虽然聂帅和魏红军的关系很特殊,感情很深。但感情是感情,工作是工作。

是魏红军的工作，魏红军要做好。不是自己的工作，魏红军也就有建议权,是不应该随便插手的。而且在法治建设方面，魏红军也就能提个意见,具体的建设肯定比不上聂帅这样久抓政法工作的领导相比。

接着魏红军准备和邓志辉、谭振林他们商量派去日本的人员名单。

对于这个事情魏红军还是很重视。

魏红军不单单是让人去看日本的农业。日本目前的农业虽然在一些农业技术上的确是比中国发达，但也仅仅是如此。其他更多方面对于中国农业并没有多少参考作用。

魏红军是希望他们去看看日本其他方面的经济情况。在农业上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

现在的日本是有工业实力，工业技术也不差。因为美国为了自己的亚洲政策，给日本转让了大量的专利，提高日本工业实力。在目前的亚洲，美国想要压制中国，能够提携的只有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有足够的实力，帮助美国牵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