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88章

作者:随遇而安

  不过眉宇之间没有丝毫的高兴。

  本来能够出版陕北革命领袖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是好事情。甚至一旦这本书被广为流传,被中央肯定,那么对于陕北革命出身的干部也是好事情。

  但事情永远没有那么简单。

  习中迅现在是政治局后补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高刚出了问题之后,牵连了张秀善、贺今年等一大批陕北干部,因此目前习中迅算是陕北出身级别最高的干部。

  但习中迅的工作作风,和高刚不一样。

  并不喜欢出头当老大。

  同样都是陕北革命领导人出身,高刚很高调,但习中迅比他低调多了。说起来习中迅就比魏红军大两岁,在中央是属于非常年轻的干部。当初他担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时候也不过是32岁,是当时所有地方中央局领导当中年级最小的。当时魏红军还只是晋察冀中央局一名常务委员。

  但他没有年少得志的“猖狂”。

  到了中央之后也很低调。

  要不然当年刘志旦、高刚、习中迅他们都是一起工作的。高刚这一次出事情,怎么可能没有习中迅的事情。

  现在刘志旦的胞弟刘静凡,还有他的妻子李建通,要写“刘志旦”的传记小说。背后又有不少陕北干部的支持。包括目前组织部副部长马明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溪五,铁道部副部长王石泰,劳动部部长马文锐等人。

  可是这些干部虽然位高权重,但还是缺乏一个真正重量级的干部。

  所以他们找到了习中迅。

  这可是一只脚已经迈入政治局的党内大佬,而且还是宣传部部长。只要有习中迅的支持,那么这本小说从编纂到出版,都会一路畅通。

  习中迅本人是反对写这本小说的。实在是因为西北革命历史太复杂,早年陕北红军和陕甘红军互补隶属,所以之间矛盾重重,甚至有过把对方缴械的事情发生。后来又有鄂豫皖过来的红25军,以及涉及到陕甘边区特委、陕北特委、陕西省委、北方局、临时中央等等。

  陕北革命最混乱的时候,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互相看不顺眼,山西省委和北方局之间也打过擂台。左倾错误,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忽视等等,都造成了早期西北革命非常不顺利。后来刘志旦和习中迅他们好不容易开始重视根据地建设,局面有了很好的改观。结果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五军,还有北方局那边在陕北肃反,枪杀干部就有近200人。

  也就是中央红军来的时间很合适,党中央下了刀下留人的命令,要不然刘志旦、高刚、习中迅这些干部都很难活着走出监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陕北肃反的残酷性。

  所以陕北干部之间矛盾很严重。

  而且你要写刘志旦,肯定要写肃反。写肃反那么涉及到的干部就多了。不仅陕北本土的干部,还有红二十五军那边,都要涉及。

  中央来到陕北之后,虽然对于这里的问题做了一些调节,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到了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这份决议依旧有不少人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份决议就是让大家不要揪着历史问题不放。

  习中迅是陕北革命当中成长的,所以对于内部一些问题很清楚。

  因此他不想出头。

  这本书只要写出来,就会麻烦不断。

  李建通和工人出版社商量好了之后,第一时间就找了习中迅,但习中迅表达了反对意见。习中迅很明确的表示,写关于刘志旦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所以建议暂时还是不要写这本书。不过李建通离开之后,习中迅就接到了马明芳、马溪五他们的电话,现在又有刘静凡亲自过来。

  刘静凡很直接的跟习中迅表示: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旦”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这让习中迅是左右为难。

  他本身就是陕北重要干部之一。现在陕北干部都希望写一本陕北旗帜人物刘志旦的传记小说,你要是继续反对,陕北那些干部怎么看自己。

  会不会觉得自己现在位高权重,所以想要打压刘志旦,让自己成为陕北革命的旗帜,独吞陕北革命的功劳。

  这都让习中迅很是头疼。

  “这种传记小说并不适合现在写。”

  魏红军很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魏红军还是国务院干部,那么这个事情魏红军也没名义插手。

  但现在不一样。

  魏红军现在是书记处第一书记,正好分管党务工作。而宣传工作是书记处重中之重的工作。“刘志旦”这本传记小说,历史上可是掀起过大风浪,从开始时候的“习贾刘(习中迅、贾托福、刘静凡)反党集团”,变成了“西北反党集团”,最后更是变成了“彭高习(彭老总、高刚、习中迅)反党集团”。

  几乎把在西北革命过的干部一网打尽。不仅仅是原来的陕北干部,也包括后来西北局的干部。

  当时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了一起。

  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党内外都是一片困难的情况。为了解决出现的困难,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这一次大会上修养同志明确表示:庐山会议对彭德华的斗争是完全有必要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华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同时表示彭德华和高刚、饶书石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此谁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华不行。(薄树春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彭老总听到大会的消息之后,就非常不服气,因此再次给中央写信,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万言书”。不仅为自己辩解,还希望重新审核庐山会议的事情。而彭老总的信刚刚到了中央,就赶上了赫鲁晓夫在东欧批评“人民公社”,形成了时间上的“巧合”。当时中苏两国已经开始翻脸,彭老总的信和赫鲁晓夫的声明时间上如此巧合,就被人说成是彭老总借着苏联向中央进攻,利用目前全国困难对党中央施压,想要给自己翻案。

  就在这个时候被人揭发“刘志旦”这本小说是给高刚翻案,配合彭老总向中央进攻。彭老总和习中迅同志在西北合作多年,加上高刚变成了“彭、高、习反党集团”。

  很多人只知道“刘志旦”案子是康盛主持的。但其实这本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开始连载之后,第一个提出反对,然后报给康盛的,是同样出身陕北革命的颜鸿雁上将。是他看到“刘志旦”这本书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本书完全歪曲了陕北革命。所以不仅要求停止出版,还报给了康盛。

  然后有了康盛那句著名的,用小说反党的说法。

  康盛担任“习中迅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专案审查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是康盛、安子温、刘华福三个人组成。因为当时安子温是组织部部长,刘华福是1960年二次成立的西北局书记。

  到了后面这件案子主要是西北局在调查,其实是刘华福主要负责。

  从这个案子的情况可以看出,虽然是赶上了不好的时候,但也是因为陕北同志们对于陕北革命历史的想法各不相同。很多陕北干部全力支持“刘志旦”小说,但颜鸿雁只是看了一点就直接掀了桌子。包括交通部副部长朱立志、粮食部副部长聂洪军、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郭宏韬他们都对于这本书有看法。

  因为这本书涉及到了左倾错误,肃反错误。

  朱立志、聂洪军、郭宏韬、戴继英,包括程志华都牵涉这些问题当中,是左倾错误、肃反错误的直接责任人。而且继续深究,还涉及到了北方局和临时中央的一些干部。

  “我也是同样的想法。”

  邓希贤附和魏红军道:“我虽然不是陕北干部出身,但也知道陕北革命历史复杂。是经历过很多革命斗争,才能够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虽然写的是刘志旦同志,但想要写好刘志旦同志,肯定要全景展示陕北革命的过程。这中间必然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很容易引起争议。如果陕北革命出身的干部之间互不认同书上的内容。到时候为了这本书把官司打到中央,要求中央重新审核陕北革命,那样会出现很大的混乱。”

  如果是什么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写历史,那真没什么事情。

  就算有争议又能如何?

  毕竟都只是偏师。

  真有一些历史上的争论,不会太严重,一切都只会局限在地方。因为他们就没有出现什么高级干部,部队的旗帜人物级别都有限。所以有什么争议也吹不到中央层面上。但陕北革命历史不一样。

  实在是因为陕北出来的高级干部太多。

  军队当中,如果加上红25军,出来了一名大将,四名上将,至于中将和少将出来的就更多。还有出来了大量党政机构的干部。就算高刚出了问题,目前依旧有不少陕北出来的干部在中央很是活跃。

  所以一旦陕北革命历史的解读出现分歧,那就会造成这些陕北革命出来的干部之间互相攻击。因为他们的级别都太高,所以一旦他们之间互相不满,互相为了陕北革命的解释权打起来,那么必然会把中央拉下水。

  这个有没有康盛都一样。

  康盛的作用是推波助澜,把事情扩大化。而真正的问题还是出现在陕北干部对于陕北革命历史不同的理解上。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有颜鸿雁掀桌子的事情发生。

  “我就是这个意思。八届五中会议上刚刚强调‘党内团结’,九大也会继续强调‘党内团结’。可是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一旦开始出版,那么大家对于陕北革命的理解不同,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党内团结’。这是和目前中央的大政策不相符的。”

  “我知道。”

  习中迅点头。

  正因为知道,所以习中迅才会犹豫,也劝刘静凡夫妻两,不要写这本书。

  但他们决心很大,一定要写这本书。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习中迅同志,考虑问题需要全面。高刚同志因为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八届五中会议上刚刚接受了处罚。包括张秀善同志。这个时候写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里面肯定要涉及高刚同志、张秀善同志等人。高刚同志和张秀善同志都是陕北革命重要领导人,为陕北革命的发展立下过功劳。这些东西要不要写在小说当中?如果不写怎么完整的体现刘志旦同志的革命历史。但如果写了,那么高刚同志、张秀善同志他们在陕北革命的功绩就不能不写。”

  “所以如果这本传记小说公开出版,那么读这本书的党内同志们,会不会以为中央正在释放新的信的号。中央要重新考虑高刚同志的问题。如果党内产生这种错误的信号,传播错误的信息,到时候中央要怎么处理?”

  “是陕北干部们不满中央对于高刚同志的处理,想要用这种方式为高刚同志喊冤?”

  魏红军一说,习中迅脸色一变。

  习中迅之前只是考虑陕北革命历史复杂,很难统一意见。这本小说出版,会引起陕北干部内部的争执。倒是没想过高刚问题。

  但魏红军说的对。

  陕北革命历史,你怎么都绕不过高刚。

  高刚不仅参与过陕北红军的组建和领导,也参与过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高刚虽然不能说是陕北根据地的旗帜性干部,但也是排名前几的干部。特别是红26军历史上,高刚是仅次于刘志旦的干部。

  谈刘志旦,必然要谈高刚。

  而且陕北革命历史上,高刚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张秀善。

  这也是陕北革命的重量级干部。

  现在他们都已经受到了处分。甭管中央的处分正不正确,最起码目前来说是正确的处理。但你要是在刘志旦传记小说上,赞扬高刚和张秀善,那么你让读者怎么想?

  让中央怎么想?

  你是要跟中央叫板?

  为高刚喊冤?

  习中迅立马道:“刘静凡同志和李建通同志他们绝对没有质疑中央决定的意思。他们是接到了工人出版社的邀请,才会想着写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

  “习中迅同志,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怎么样。而是要看产生的后果,要看大家怎么看?”

  人是社会性动物。

  很多事情做出来,就要考虑社会反响。

  明明是正确的事情,或者是好的事情。但如果产生的后果却是不好的,大家的看法是负面的。那么不管你的初衷是如何,其实就是错了。

  看习中迅思考,魏红军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继续道:“习中迅同志,你还要考虑另一方面的事情。刘志旦传记小说一旦出版,会不会有人说,你是借着这本小说为自己‘歌功颂德’?”

  “这…………”

  习中迅本来是要反驳魏红军的。

  但停在那里,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反驳。刘志旦的确是陕北革命的旗帜性干部,但他早就牺牲,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时间。你曾经再怎么厉害,再怎么是旗帜,那也只是曾经。二十年过去,陕北干部后面就属高刚、习中迅、张秀善几个人发展最好。

  可是现在高刚、张秀善都受到了处罚,特别是高刚虽然还保留中央委员,但马上就要离开中央。

  所以现在能够代表陕北革命的重要干部就剩下了习中迅。其他很多陕北干部虽然级别不低,行政五六级的不在少数。但和习中迅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相比差了很多。

  刘志旦的传记小说如果过分吹捧陕北革命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那么作为目前陕北革命当中最重要的代表干部之一,习中迅很容易会让人以为是在自我吹捧,给自己“歌功颂德”,为自己积攒政治声望。特别是习中迅目前还是宣传部部长,正好管这些事情。

  这么一想习中迅感觉后背都冒冷汗。

  他是真没想那么多。

  魏红军没有继续跟习中迅说话,而是跟邓希贤道:“邓希贤同志,我觉得现阶段我们的出版社,出版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中国革命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

  其中井冈山、中央苏区,这是中央红军的发源。如果说井冈山,还要追溯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宁都暴动等等。

  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是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主要是二军团和六军团,是湘鄂西根据地。

  一个小小的陕北革命历史就这么复杂,其他方面军就不用说了。中央红军丢失了中央苏区,长征结束走到陕北的人数还不到万人。这么严重的失败,这背后的原因追究起来,那问题就严重多了。不说中央苏区的失败,光是井冈山就有多少争斗。

  井冈山的问题,会牵扯出湘南特委、湖南省委,还有几次给红四军下命令的中央也有问题。当然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到王佐、袁文才的事情。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释?

  至于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肃反运动杀的是人头滚滚。

  而且当年肃反运动的很多干部还活着。

  王树生大将在四方面军肃反杀人可不是一次两次,包括西路军时期,枪杀中央红军的干部。不仅仅是王树生大将一个人,五军团和九军团跟着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两个军团不愿意跟着张国涛南下的干部,被四方面军的干部枪杀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四方面军某些干部,都敢拿枪对着主席、总司令他们,更何况是五军团、九军团的干部。

  二方面军这边历史也非常复杂。

  二军团、六军团干部不合,打仗的时候六军团私自撤退,弄得贺老总暴跳如雷。长征之后“三王反贺”,肖子敬离开120师。这要是写出来,谁也不会满意。

  到时候一个个都写小说,为自己开脱,给对手罪名。

  这不是做不出来的。

  中央为了避开这些历史问题,做了很多工作。要不然很多干部,早就因为历史原因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本来没什么事情,但某些人写小说,那么肯定会再次引起革命历史的争议。

  “是应该谨慎。”

  邓希贤点头。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希贤可是毛派头子,也是遭到了打击。后来邓希贤去129师当政委的时候,中间也有过很多龌龊。所以他明白,这种事情不能讲的太细。

  历史和历史人物,宜粗不宜细。

  但小说这种创造,很容易把一些事情给你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甚至一些小事情,小说写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习中迅同志,你的想法呢?”

  “我也觉得这样题材的小说应该谨慎出版。这种题材的小说公开出版,很容易影响党内团结。”

  习中迅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很快就收拾好了心情。

  反正关于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习中迅现在是再也不敢沾边。现在习中迅考虑的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版问题。陕北干部想要出版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那么其他山头的干部呢?

  他们会不会也想写一本属于他们的革命历史。

  各个山头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但还是那句话。任何一本小说都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甭管作者调查了多少资料,他自己想要多么客观。但只要是人写的小说,那么就算不是作者有意的,也会无意当中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换句不好听的,作者的偏见肯定会出现在小说当中。

  就像是一个作者他不喜欢某个人。那么甭管他多么小心,甭管他多么客观,字里行里之间一定会表现出对于这个人的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