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04章

　　所以对待他们，我们又要团结，又要斗争。

　　团结的前提是，他们要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第三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主席谈的最多。

　　那就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且主席谈的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因为对于下面的基层政府来说，省委省政府就是中央。

　　所以主席谈的是，上级党委政府和下级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就是“形式主义”。

　　上级党委政府，动不动就给下级党委政府各种文件，各种表格，影响下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特别是中央各部委不好向省委、省政府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

　　中央部委是如此，各省厅局级也是如此。用同样的方法给下面区县的单位下命令。主席要求中央各部委，重要事情必须要通过国务院，日常工作不能总是绕过下面省委、省政府，要多跟省委省政府商量。

　　中央处理事情也要如此。

　　不要总是以下命令的形式，要求地方遵守命令。而是要加强和地方政府交流，拿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然后是关于权力分配问题。

　　中国自己拥有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又学习苏联，因此中央权力过大。现在主席提出中央要分一部分权力给地方，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

　　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全中国这么多省份，必须要一起努力。但现在地方省份权力过小，影响他们的积极性。适当的激发地方积极性，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必要的。

　　包括立法问题。

　　现在的立法权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宪法规定，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这是尊重地方的特殊性。

　　当然地方的特殊性，要服从全国的统一性。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激发地方的积极性，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主席说的都是纲领性的东西。

　　要如何保证统一，同时给地方哪方面的自主权，需要中央和地方进行更多的沟通。这是九大会议之后要讨论的事情。

　　第四：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在这里主席回击了前段时间一些民主人士的言论。主席非常明确的表示，“镇反运动”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

　　其实对于民主人士借着“秘密报告”批评新中国早期的“镇反运动”，还要成立“平反委员会”，其实党内也有一些赞成的声音。觉得新中国早期进行的“镇反运动”有些扩大化，杀了一些不至于枪毙的人。

　　“镇反运动”有没有冤假错案？

　　肯定是有的。

　　这可是全国范围之内的运动，怎么可能没有出现问题。但哟些人利用这种错误，来全盘否定“镇反运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中共干部自己对于“镇反运动”都开始质疑，都开始有所动摇，那么这就是中国版的“秘密报告”。

　　因此主席在九大会议上，再次肯定“镇反运动”的正确性。

　　当然接下来主席也明确表态，经过“镇反运动”，以及这些年社会主义建设，国内的反革命已经大大减少。但反革命份子减少，而不是消失，所以以后依旧要打击反革命。而且八大上已经出台了“反革命法”，全国已经不需要进行“镇反运动”这种运动。

　　按照“反革命法”处理就行。

　　当然主席在报告当中也是强调，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对待“反革命”的处理也要有所变化。不能和新中国开国早期一样，为了震慑敌人杀人不少。少

　　还是要少杀慎杀。

　　只要不是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民愤极大的反革命，还是要少杀。

　　主席提出了四条原因。

　　第一条：一旦开了杀戒，杀了第一个人，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

　　第二条：一旦开了杀戒，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第三条：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还是一样的判断。

　　和阶级矛盾一样，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好，反革命不再是最主要的矛盾。要重视，但不能把工作都放在反革命的问题上。

　　这个就延伸了第五个方面。

　　第五：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历史上主席专门为了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如何分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此次主席把这个问题放在了自己的政治报告上。

　　主席明确提出，人民和敌人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主席的这篇报告很多方面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态度，也是互相关联的。

　　人民和敌人，不再是以出身来划分。

　　而是从他们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还是敌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两方面来判断人民和敌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矛盾缓和的具体表现。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围绕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

　　谈完了党政方面之后，主席开始谈民族问题。

　　着重谈无产阶级的民主政策。

　　主席认为过去出现的很多民族矛盾，更多的是汉族反动统治者和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制造出来的矛盾。

　　主席提出目前民族矛盾的处理上，有三个不好的倾向。

　　第一个是某些干部身上有“大汉族主义”，不去了解甚至瞧不起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所以他们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而是完全照搬中原地区的政策。

　　第二个是我们的统战工作，为了团结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在很多方面放弃原则，无限制的纵容他们。忽视少数民族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只关注这些上层贵族的利益。因此统战工作时常给少数民族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压力，去干扰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

　　第三个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了维持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权，利用我党统战工作的机会，故意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和汉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想要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裹挟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和中央讨价还价，又利用政府来吓唬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让他们听话。

　　这三种倾向是目前未能够完全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问题。

　　报告表示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性是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和上层贵族之间是存在阶级矛盾，特殊性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他们特有的文化。

　　所以主席要求统战工作要做，但不能为了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统战工作，就牺牲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随意的去影响地方政府的正常事务。我们的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必须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要懂得抓住阶级矛盾，懂得掌握阶级斗争的武器，广泛的团结当地的基层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汉民族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才会消失，民族矛盾才会消失。

　　最后是谈中国和国外的关系。

　　在这里面主席广泛的运用了大家的意见，包括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理论，魏红军关于目前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分析。主席把这些理论总结了一下，又把以前主席写过的文章也编入进来。

　　主要谈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主席同意苏共二十大上，苏共中央关于“原子弹这样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会让大国之间形成一种微妙平衡，反而会促进和平”的论断。判断大国参战的世界级大战，短时间之内打不起来。

　　这是和平问题。

　　然后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

　　主席同意当时魏红军在政治局的判断，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不会短时间之内消失。中国要做好未来几十年之内，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准备。

　　既然有了这样的判断，中国就必须要在外交上积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接触。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攻击、渗透，撕开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回击。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选择和本国工人阶级妥协，愿意提高工人阶级的待遇。那么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贡献。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政策和理论，那就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开始有社会主义因素增长。未来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未必不会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替代资本主义因素，最后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个是如何吸收国外国家和民族的知识问题。

　　反对盲目学习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排外的“闭关锁国”思想。

　　在这里面主席再次评价了斯大林同志。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的来说斯大林同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盲目学习的“教条主义”，主要是谈学习苏联的问题。

　　要批判的学习。

　　不要什么东西都直接拿过来用。要明白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历史、文化、经济基础都不一样，不可能完全复制苏联模式。

　　当然在技术方面，报告直接表示，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等学会了，学透彻了，在考虑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

　　至于盲目排外，主要是指关于帝国主义方面的。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也不同人家交流科学技术。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第三是关于贸易方面。

　　在八大上，主席对于贸易的评论是，以苏联贸易为主，东欧贸易为辅，不放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但这一次九大上，主席政治报告正式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苏联的贸易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

　　因为中国加强和欧洲经济合作之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很快。

　　而且欧洲国家正经有好多中国需要的技术。

　　就像是1954年中国从欧洲购买的大批成套机器设备和技术，有一些已经开始生产。对于提高中国的技术，填补中国工业的不足，好处非常多。

　　还有像广东，因为做来料加工贸易，发展很快。

　　不说那些在广州和宝安专区密密麻麻的各种工厂，光是直接参与来料加工贸易的农村合作社就有1200多个，间接参与进来的农村合作社近3000个。这里面有的是直接参与来料加工，出口加工货物。有的是参与运输，有的是参与种地，反正都能够获得好处。

　　可以想象来料加工行业，对于广东农村的推动作用。

　　所以主席把两种贸易放在平等位置上。不要小看这种定位，对于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绝对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主席的报告很长。

　　光是报告就做了一上午五个多小时。

　　然后围绕着这份报告，大家讨论的也非常激烈。毕竟这份报告当中，有很多新的内容。不说的别的光是经济建设当中“四个主体、四个补充”，就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个体小工商业者的定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主席是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写出来的，那就是中央承认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合法地位。最起码政治上不再是把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小工商业者当成是另类来排斥。

　　还有和外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学习苏联的。再说目前很多干部革命口号就是“反帝反封建”，他们成为了新中国干部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排斥帝国主义的一切。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喊了那么多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目的就是推翻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现在又让大家学习帝国主义，很多人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除了感情上结束不了，不少干部心里也有担心。毕竟中共历史上“左”的土壤根深蒂固。以前在土改问题上稍微“右”，就被扣上“富农主义”。因此很多干部心有余悸，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排斥帝国主义。反正这样不会出问题。

　　主席之前对于这个问题也讲过话，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大家依旧是排斥，依旧是担心。

　　所以主席把这个事情专门放在九大政治报告上。等九大政治报告在党内传开，那么产生的影响就会完全不一样。

　　还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央这是第一次在全国大会上承认帝国主义不会短时间之内灭亡，所以要和他们加强交流的。

　　主席这份报告把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都论述了一遍。

　　主席的“政治报告”，分组讨论也很热烈。经过讨论之后，有些代表团对“政治报告”提出了一些问题，主席一一解释。最后大会通过了主席这份“政治报告”。

　　之后是修养同志代表政治局，给全国党员代表做了政治局五年工作报告。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聂帅作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报告”。

　　等他们作完报告之后，邓希贤同志作了“关于党内团结的报告”。

　　其实就是正式给高刚同志的问题，更加明确的做一个结论。八届五中会议是全国中央委员会议，和九大是不一样的。九大正式做出结论，算是对于这个事情有了最后的定论。

　　之后总司令做了“关于党员干部渎职问题的报告”。

　　着重讲了关于广西的事情。

　　书记处建议，政治局通过的处理方案，交到了九大会议上讨论。很多代表听到广西的事情之后，有愤怒，也有震惊。愤怒是因为广西干部实在是做的太过分。这几年中国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农村粮食储备也在增加，怎么可能因为一次并不算很严重的灾害之下出现死人现象。

　　震惊是大家明白，中央这是要下狠手。

　　因为总司令提出的“渎职罪”，是要刑事罪处理这些事情。以往工作出现问题，都是政治先行。什么“官僚主义”、“地方主义”这些问题。

　　虽然这样的政治标签威力不小，但和刑事罪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政治上一时之间可以落魄，因为还有复出机会。但要是刑事罪处理，那么以后再也没有复出的机会。

　　这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广西干部虽然没有赶上“渎职罪”，因为“渎职罪”九大通过之后，真正要实施还要过10月份的全国人大第二次代表大会。

　　但广西干部的处理也比以前重。

　　广西省委书记陈曼远，广西省长郝忠实，广西省副省长肖艺周三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书记处提议三个人全部都是留党察看，撤职。同时陈曼远从行政六级降为行政十二级，郝忠实从行政七级降为行政十三级，肖艺周从行政八级降为行政十四级。

　　其他广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各负有一定责任，除了党内处理之外，大部分都是降低行政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