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72章

　　除了罗帅和刘帅之外，就是林帅的问题。政治局既然通过了“离职休养”政策，林帅就是第一个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干部。

　　应该说政治局内部，或者说整个中央当中，除了一些和林帅关系好的干部，大部分干部是不愿意林帅回来的。包括军委那边，大家都不是很愿意林帅回来。

　　实在是因为林帅和主席关系太近，而且革命年代地位太高。所以虽然他很多年没有出现，但他要是回来，依旧有可能会冲击现在的政治架构。

　　目前不说军队系统，就说说党政系统多少人曾经都是林帅的老部下。特别是双一系统出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林帅老部下。

　　所以林帅出山，动静太大。因此就连很多双一系统出身的干部，现在也各有各的发展，并不是很愿意林帅这个双一系统的代表将领出山，影响大家的利益。

　　双一系统的干部，很尊重林帅，很佩服林帅，但却是不希望他出山。

　　所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林帅也符合“离职休养”标准。虽然没有跟刘帅一样直接“病退”，但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待遇。大家强制性的让林帅“离职休养”，几乎相当于“病退”。

　　然后政治局批准“离职休养”的两个人就是军委副总参谋长陈耿和李科农。他们的“离职休养”不是军委讨论决定，而是政治局讨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是中央委员。

　　现阶段全国总共才一百多名中央委员，每一名中央委员的政治地位都很高。批准他们“离职休养”，不是中央委员会会议就是政治局会议。

　　其他一些身体不好的干部，就像是成都军区司令员贺冰严，需要军委统计，军委会议或者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之后，需要主席最后批准就可以。不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

　　一下子“离职休养”这么多人，空下来不少位置。

　　因为两名政治局委员林帅和罗帅“离职休养”，所以根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顺序徐帅和罗启荣两个人顶了上去。在林帅和罗帅不在的时候，临时行使政治局委员的权力。

　　这也是因为“离职休养”规定还有不少问题。就像是政治局委员“离职休养”，保留了政治级别，那么他以后回来还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又不能重新选一名政治局委员，只能是让政治局候补委员顶替他们行使政治局委员的权力。

　　接着政治局开始讨论军委的安排。特别是罗帅离开之后，军委要找一个顶替罗帅的干部。

　　说起军队政治工作的佼佼者，元帅当中肯定是聂帅，罗帅，陈老总几个人。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所以只能是从大将当中找一个人顶替罗帅的位置。

　　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中央任命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正临时代理罗帅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参与军委日常工作的处理。

　　任命总干部部副部长徐力青代理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化代理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职务。

　　然后任命总政治部主任谭正和总参谋长邓国两个人代替罗帅和刘帅成为军委常委。

　　这样军委常委变成了主席，魏红军，彭老总，贺老总，徐帅，叶帅，杨全武，谭正，邓国九个人组成。

　　谭正和邓国担任军委常委，林帅，陈耿“离职休养”，黄可成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下多出来了五名军委委员名单。

　　政治局经过讨论之后，军委副总参谋长张忠勋，海军司令员肖金光，装甲兵司令员徐光达，空军司令员刘亚娄，副总参谋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王秋云五个人成为新的军委委员。

　　这样军委委员变成了陈老总，粟宇，王直，左全，赵陆，张忠勋，肖金光，徐光达，刘亚娄，王秋云十个人。

　　可以说随着这一次“离职休养”之后的调整，大将开始成为军委主要干部。

　　至于陈耿和李科农留下的副总参谋长就没有补选。实在是因为总参某部副总参谋长太多，好几个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实际工作。不需要增加副总参谋长的名额。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书记处把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员干部离职休养规定”，发给中央各党委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军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省份，还有全国高校和各大工厂。

　　要求大家统计符合“离职休养”情况的干部，然后启动“离职休养”。最后把具体的情况上报给书记处。

　　魏红军一边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下发政治局文件，一边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参加军委会议。

　　因为军队系统这种需要休养的干部最多。军委会议第一个涉及到的干部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贺冰严。

　　他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好，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贺冰严自己不打报告，那么军委也不好让他离开。因为目前全国大军区当中，贺老总的红二军团出身的干部只占据成都军区一个。

　　红军时期最大的三个山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里面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出身最多，然后是四方面军。所以更是要照顾二方面军和红二军团这个山头。

　　但现在不行了。政治局都通过了“离职休养”规定，贺冰严的情况很明显是符合这个情况的。

　　不过军委还是考虑贺老总的面子，以及红二军团的山头。并没有直接让贺冰严“离职休养”，而是调贺冰严进京。贺冰严本身就是副总参谋长兼成都军区司令员，所以这一次进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先看看他的身体情况再说。

　　如果贺冰严的身体情况实在是难以处理日常工作，就让他“离职休养”。如果到了北京之后身体还可以，以后就可以在北京上班。

　　贺冰严上调军委之后，出来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考虑红二军团的情况，军委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黄欣婷拉了出来，任命黄欣婷为成都军区司令员。

　　除了贺冰严之外，还有不少军队干部身体情况不好。因此军委又给下面各个大军区下发通知，要求统计这类干部。

1082 粮食准备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离职休养”提案之后，紧接着进行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把这个拓展到了整个政治系统当中。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虽然已经是板上钉钉。但原则上政治局是中共的政治局，只能管中共党员。所以程序上必须要在全国人大通过，才能够包括整个党政军系统。

　　至此以七届二中会议，七届三中会议，七届四中会议完善的退休制度和“离职休养”制度为中心的老革命，老干部的退休制度大致上已经完成。基本上是保留原有的政治级别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就像是政治待遇。如果之前是政治局委员，那么退休之后也能够阅读政治局委员级别可以阅读的中央文件。

　　为了保障这些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政治局把原来的老干部局并入到书记处，成为书记处下面的一个部门。

　　这些老干部对于中央有什么建议，可以通过老干部局，反映到书记处。

　　政治局任命杨春福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老干部局局长。杨春甫是平西支队出身，后来担任冀热辽挺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1支队政委，张家口军官会宣传部部长，张家口市长，市委书记，察哈尔省委书记。解放后担任华北局委员兼华北局宣传部部长，行政六级干部。八大之后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九大上调中央担任文教工作委员会委员。

　　主席回京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解决了“离职休养”的问题。接下来就是粮食问题。

　　主席这一次出京考察，先是在河北，山东，然后是去了河南。最后去了上海和浙江。

　　中间在河南和周围很多省份的省市领导见面，了解1959年的灾情。1959年中国整体的灾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1959年春季旱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是黑龙江，河北，河南等地。不过主席考察的时候，已经是夏季要进入秋季秋这段时间，灾情依旧不乐观。很多地区干旱情况非常严重。

　　1959年六七月份开始，河南，山东，湖北，安徽，四川，广东，福建都开始出现干旱灾情。像广东和福建两个多月都没有下过雨，导致很多小水库都干涸。

　　1959年受灾地区耕地面积四亿多亩，其中真正受灾的耕地面积近两亿亩。粮食减产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就连松花江有的地段都开始干涸，丰满水电站第一次缺水发电。光是江苏一个省份就有37万座小水库干涸。可以想象旱灾是多么严重。

　　当然主席更担心的是，气象部门认为很有可能1960年也会有灾情。因为现在一点看不出旱灾要结束的迹象。

　　所以主席很是担忧。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发生全国性干旱。

　　因此主席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委托魏红军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代表政治局召开一次全国粮食会议，看看如何应对现在的旱情，以及有可能发生的1960年旱灾。

　　这也是魏红军第一次代表政治局召开这种全国性的会议。以前魏红军都是在自己分管范围之内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或者偶尔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参加国务院会议，或者其他工作委员会会议。但都是没有拍板权的。

　　这一次情况完全不一样。魏红军代表政治局召开会议，就连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运都要坐在魏红军下面参加会议。以前中央领导当中，有资格代表政治局召开会议的，除了主席之外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修养同志，一个是总理，还有一个是已经退休的总司令，魏红军是第四人。

　　“同志们，今天开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如何应对灾情。今年的灾情数据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央担心的是明年要是又有如此严重的灾情该怎么办？后年呢？”

　　“当然我们希望明年灾情就可以结束。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备无患，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现在大家都说说，今年赈灾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谈谈明年的应对方案。”

　　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这四年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排的上号的灾荒年份。

　　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上，发生全国性旱灾，最后成灾面积超过2亿亩的大旱年有三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

　　按照历史记录，1959年开始到1961年，每年都比正常年份减少五六百亿斤粮食。

　　这可不是小事情。少了五六百亿斤，从整体粮食产量来看好像没有问题。但现实情况是，粮食调配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所以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

　　这一次全国粮食会议，有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运，第一副主任邓希贤，以及邓志辉、李富春、周彬这些副主任，国务院只要和粮食涉及到一丁点关系的部委部长，副部长都参与会议。

　　“那我先说说今年的公粮和统购粮的问题。”

　　粮食部部长陈国东开口道:“根据中央赈灾的指示，今年粮食部大量的减免受灾地区的公粮和征购任务。按照现在的情况，今年公粮和统购粮总数不到1100亿斤。按照往年的情况来看，1100亿斤是不够市场需求。想要稳住市场，需要国家物资储备局释放200亿斤左右的粮食才可以。”

　　减免受灾地区的公粮和统购粮任务，让粮食部收到的粮食比往年少了很多。粮食部要负责全国城市的粮食供给，部队的粮食供给，还有一些其他用途，计算之后认为1100亿斤完全不够。所以要求物资储备局释放200亿斤粮食进入市场，缓解市场上的粮食不足现象。

　　“我认为粮食部的做法太保守，而且只关心今年的灾情，没有长远的计算。”

　　物资储备局局长付秋涛上来就直接批评陈国东。

　　很多人都是摇头。果然是之前在军委参与和领导军队裁军和安置工作的干部，哪里有上来就批评粮食部工作的的。

　　“付秋涛同志，说说你的想法。”

　　魏红军开口，打断了付秋涛要继续说什么。

　　陈国东解放后是财政部副部长，后面担任粮食部部长。目前中国粮食具体政策，包括粮票制度，统购统销制度，都有陈国东的手笔。这是一名很细心，而且熟知中国粮食问题的干部。

　　物资储备局以后和粮食部打交道的机会还很多。魏红军可不想付秋涛和陈国东在会议上直接吵起来，影响两家之间的关系。

　　“魏书记，我认为物资储备局的粮食不应该随便投放市场。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更是不应该投放物资储备局的粮食。”

　　“只有到了最重要的时刻，或者说最危险的时刻，才应该动用物资储备局的粮食。我仔细研究过今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大致的情况，我认为今年虽然旱情严重，粮食产量减产严重，但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更没有到需要物资储备局放开粮食的地步。”

　　“今年因为受灾地区减免公粮和征购粮，所以粮食部粮食少了，不足以应对市场需求。这完全可以去没有受灾的地区，增加粮食收购。”

　　“面对未知的灾情，最重要的就是集中资源，也就是集中粮食。只有政府手中有了足够的粮食，才能够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未知的灾情。而不是先消耗物资储备局手中的粮食。”

　　现在全国粮食真的非常缺乏吗？其实也不全是。

　　全国受灾是严重，粮食产量也减少了五六百亿斤。但今年的粮食产量只要调配好了，还是完全能够应对灾情的。

　　既然减免了灾区的公粮和统购粮，那么就去没有受灾的地区购买粮食投放市场。

　　“我认为付秋涛同志的说法有道理。”

　　农业部部长李少成开口道:“现阶段最适合的方式还是调配粮食问题。我们可以从未受灾的地区购买更多的粮食，投放市场当中。至于物资储备局的粮食，用在最困难的时候。”

　　“陈国东同志，你的想法呢？”

　　陈国东点点头。

　　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刚刚受到别人的批评，直接道:“我也同意。不过魏书记，有三个问题需要中央解决。”

　　“你说。”

　　魏红军就知道陈国东不可能一上来就要物资储备局的粮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粮食部部长，对于中国粮食情况应该很了解。不会不知道，物资储备局的粮食是不可能随便动的。

　　果然他只是抛砖引玉，后面才是他想要的。

　　“第一，我们从未受灾地区购买粮食不应该下达指标任务，而是应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因为他们已经交了公粮和统购粮，再给他们下达购买粮食指标，没有足够的名义，会影响基层的积极性。”

　　“邓志辉同志，你看呢？”

　　“我赞成陈国东同志的建议。面对全国性的灾害，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前统购粮的购买价格和销售价格之间，平均下来一百斤会有3.5元的差价，最高可以达到5块钱。既然是额外购买农村粮食，我认为粮食收购价一百斤可以提高2元左右。这样我相信未受灾地区，应该会有不少余粮可以卖给我们。”

　　新中国成立之后前十年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而且增加幅度很高。但国家公粮和统购粮增加幅度有限，所以地方还是应该有不少粮食的。你要是硬下达指标，很容易出现下面的生产合作社瞒产私分粮食。

　　你硬要说农民没有觉悟，其实就是说大话空话。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既然是“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那么大家紧张自己财产是必然的事情。

　　下行政命令收购粮食，其实就是危害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利益。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提高收购价格。一百斤提高两块钱左右，十万斤就多收2000块钱。多了2000块钱能做多少事情，后三轮摩托车都能够买两辆。这对于不少生产合作社来说是非常好的。

　　“全国性的灾害，所有人要一起承担。政府要承担，农村要承担，城市也要承担。粮食销售价格要调整，收购价格也要调整，都要有一定的提高。当然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额度要超过销售价格提高额度。”

　　全国性灾害的危害，要全国一起承担。粮食收购价和销售价的提升，就是其中一个。大家一起承受，落到每一个人头上，伤害值才不会太严重。

　　这几年城市职工的工资长了不少，这个时候也需要他们出钱，帮助一起对抗灾情。

　　“邓志辉同志，这个需要你们拿出具体的方案。”

　　“好。”

　　“陈国东同志，你继续说。”

　　“魏书记，第二个问题就是粮食的运输问题。今年赈灾当中，最让我们着急的就是赈灾当中粮食运输问题。我们粮食部手中有粮食，接到粮食运输任务。但协调铁路困难，公路运输我们也缺乏运输工具。”

　　“粮食调配，一次最少都是几百万斤。有些专区好几个县都受到严重灾害，需要调配几千万斤粮食。而且粮食到了专区之后，还要送到各个县，也需要大量运输工具。但我们粮食部根本无能为力。”

　　运输的问题，的确是难题。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协调好几个部门一起处理。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也多。因为粮食运输不仅涉及到铁路公路，还需要地方政府的协调，里面一堆的事情。

　　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粮食部自己拥有强大的运输队伍。只要有命令就能够运输。

　　魏红军想了想道:“你们粮食部大致上需要多少卡车？”

　　陈国东立马来了精神。

　　道:“魏书记，应付今年这种灾害，粮食部最少需要5000辆左右的卡车组成的运输队伍。目前我们粮食部只有600辆左右的卡车，根本不够使用。”

　　魏红军计算5000辆卡车是多少钱。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现在全国上上下下都缺乏运输卡车。

　　“魏红军同志，我认为可以从苏联想办法。”

　　邓希贤坐在魏红军右手边，开口道:“我们国家目前受到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哪里还有余力做其他事情。苏联一年生产近50万辆卡车，我们多增加几千辆卡车，乃至于几万辆卡车对于苏联来说也是完全没有负担。”

　　中苏越三国联合发起越南统一战争，是中苏越高层之间的密谈。包括越南在党内改变政策，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了统一越南的政策，也从来没有把中苏两国牵扯进来。

　　当然这种事情只要开始做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秘密。

　　但既然没有公开，邓希贤就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意思是很明显。中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哪里有能力支持越南统一战争。

　　中国没有跟苏联要粮食已经是不错了。跟你要一些卡车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这不是应该的事情。

　　魏红军点点头。邓希贤说的对，几千辆卡车算什么。等越南统一战争开始，需要几万辆乃至于十几万辆卡车，这些都需要苏联支持。就像是朝鲜战争，中国两年之内从苏联进口了10万辆卡车。

　　对于苏联这种工业强国，最不值钱的反而是这种工业品。

　　所以对邓希贤道:“这个需要你出面和苏联方面协调。最好在半年之内解决车辆问题，不能影响明年的粮食调动。而且能要多少就要多少，我国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卡车。”

　　“没问题。”

　　中苏合作方面，中国主要代表就是邓希贤。正适合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