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78章

“主席，陈波达同志负责此事，您觉得如何？”

陈波达是中央政研室主任，又是书记处候补书记，理论水平很高。也是主席非常器重的一名干部。魏红军想着书记处牵头，那就是中央政研室牵头。

毕竟以往中央很多理论方面的问题，都是政研室负责的。

主席摇摇头，道:“陈波达同志理论水平高，马列主义研究很深。但政治经济学不是简简单单的理论问题，还需要大量的政治经济实践。这也是我们党内很多理论研究干部缺乏的问题。”

“我看还是你来牵头，组织宣传部，政研室，教育部的一些干部，你也可以调动其他部门的干部，写好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让我们党内，还有我们的高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学习。”

“是。”

既然主席要魏红军牵头，魏红军也不拒绝。魏红军负责党务工作，理论问题也是魏红军的分内之事。

魏红军回答之后，很快道:“主席，对于我们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您有没有一些指导意见。”

“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斯大林说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所有制，劳动生产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既然是‘政治经济学’，肯定是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

“苏联同志们虽然也从这些方面谈了不少内容，但很多具体的东西他们都是浅尝辄止。对于所有制的变化，所有制变化带来的矛盾，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大集体所有制和小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些所有制企业内部的矛盾，国家和这些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矛盾，都只是用笼统的‘同志之间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来概括。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写的更详细。就比如你写的那篇‘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企业自主权’，‘人口与工业关系’，都非常适合写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中。”

“我知道你工作忙。但这种以后全党，还有我们的青年学生都要学习的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重视起来。”

“是。等正式开始之后，我会一直盯着的。”

说起党内理论知识厉害的中央领导不在少数。包括政治局常委修养同志，理论水平很高。之前党内很多理论问题都是修养同志负责的。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农业建设问题上，主席认为魏红军做的最好。而且魏红军能够把工农业建设上出现的问题概括起来，整理成理论文章。而且自从魏红军提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在九大上通过之后，魏红军在党内理论方面的地位很难撼动。所以主席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魏红军。

“除了这个事情之外，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很多报告，还有报纸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

魏红军立马变得认真，开始回想起宣传领域。最近好像宣传领域没出现什么问题。魏红军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所以非常重视宣传工作。

“我发现党内谈马列主义的越来越少，宣传上也是如此。马列主义越来越少，全是写着李德胜思想。这个倾向很不好。”

“还有，最近地方给中央的一些报告写的时候开头都是，主席然后才是党中央，这样很不成样子。我只是党中央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党中央。”

“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马列主义在前，李德胜思想在后，李德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是和马列主义分不开的。但现在很多报告和宣传上不提马列主义，只提李德胜思想，这就会造成人为的割裂马列主义和李德胜思想。”

“红军同志，这不是小事情。你们书记处必须要重视起来。”

魏红军点头道:“主席，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这方面问题。他们不是把李德胜思想当成是指导工作的方法，而且庸俗化李德胜思想。甚至踢球赢了，也说是运用了李德胜思想。一些地区工农业数据好了一些，就说说发展了李德胜思想。”

“对喽。这种庸俗化李德胜思想，不是真正去学会它，运用它，而是跟以前拜菩萨一样，把我当菩萨了。”

主席自己都笑了出来。

然后道:“书记处要重视这个事情。你最好召开几次党内会议，召集各省省委书记谈这个事情，刹住这股风气。还有宣传部的稿件也要注意这一点，多谈马列主义，少些李德胜思想。”

“是。”

魏红军点头。

其实这股风气是没有办法的。中共解放前的历史就是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才能够有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解放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是蒸蒸日上。全国的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

主席的声望现在真的是如日中天。不仅仅是国内吹捧的肉麻，国外情况也是一样的。要不然赫鲁晓夫也不至于给中国这么多援助，就为了得到主席的声援。

既然主席自己已经发现了，要压一压这种情况，魏红军当然明白怎么做。

“我这一次出京考察，发现赈灾做的很好。灾区百姓也没有丝毫颓废，依旧是热情饱满的参与国家建设。这个工作完成的很好。”

主席很满意魏红军主持的赈灾工作。

做的真的是好。1960年比1959年还严重的干旱，但主席南下考察一点看不出大家沮丧的样子。

相反那些灾区人民群众干劲十足，参与交通建设，水利建设。这都可以清楚看出赈灾做的很好。

“但也有不少问题。我最近和不少省的领导见面，他们都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电和缺钢铁。”

1088 信任

魏红军看了主席递过来的各省报告。中南地区几个省份联合报告，1959年他们几个省份缺乏37亿度电，全国加起来缺乏将近100亿度电。很多工厂因为缺电，只能是限电使用。包括很多城市的民用电，动不动就断电。因为要保障工业用电，

然后是广大的县乡农村地区。随着县乡农村经济的发展，县乡农村地区也有了对于电的需求。

县乡农村的工业发展需要电，农业发展也需要电。

电可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不要说是现在，就算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电依旧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最重要的数据。包括号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东西，也都是离不开电。

现在全国缺电如此严重，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增长速度有多快。要不然全国缺电情况也不会这么严重。

1958年的时候，全国缺电还没有这么明显。现在缺电情况这么严重，主要是1958年和1959年上马的工业项目太多。

至于钢铁不足的问题魏红军就更加熟悉。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新中国就一直缺乏钢铁。新中国早期很多大项目，都是进口苏联钢铁的。

之后为了钢铁不足的情况，中央不知道开过多少会议。

只不过1958年和1959年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太快，连带着对于钢铁需求也是猛增。引起了市场上钢铁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各省份为了抢夺钢铁，那真是十八般武艺都使用出来。有的直接走中央路线，在中央分配钢铁的时候就出手。让中央多分配给他们一些钢铁。

八十年代那些“倒爷”，实力强大的都是“官倒”。也是因为市场上缺乏钢铁，所以他们把主意打到了体制内的钢铁份额。那个时候很多人拿着批条，从体制内把钢铁弄出来就能够挣一大笔钱。

现在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钢铁严重不足，中央只能是先满足重点工程。地方为了获得钢铁，到处找人，想要分一些计划内的钢铁。

一些抢不到钢铁的省份，就直接告状到主席这里。

魏红军看完这些给主席的“告状信”之后道:“主席，1959年的时候我国发电量和钢铁产量提高速度都非常快。就说钢铁产量，经过中央和地方一起努力之后，钢铁产量增长了200多万吨，粗钢产量都达到了1500万吨。而且看今年的情况，今年的钢铁产量增长会更多，大致上能够增长400万吨以上。”

随着九大政治报告当中，中央下放下一部分工业，同时支持地方工业发展之后，地方工业投资猛增。

后来中央因为全国缺乏钢铁，所以全面支持地方钢铁工业发展。李福春还代表中央亲自去调整地方钢铁工业发展之后，钢铁产量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特别是一些省份用了200立方米，300立方米的高炉建设钢铁厂。虽然不是那种十几立方米，几十立方米这种小高炉，但这种高炉也不是很大。很多省份还是能够自己解决的。

地方钢铁厂实力肯定是比不上中央重点发展的那些大中型钢铁厂。但相比起中央，地方毕竟可以更加灵活的发展钢铁厂。

这些小钢铁厂投入少，技术含量低，建设周期短。可以迅速的弥补目前市场钢铁不足的局面。

所以这三年当中，全国地方钢铁厂数量超过了40家。也就是中央严令禁止地方钢铁厂建造1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要不然全国钢铁厂数量会是这个的几十倍。历史上各种小高炉的钢铁厂建了上千个，钢铁产量六七百万吨。当然这些小高炉生产的钢铁很多在技术上都不合格。

但就算是增加了40多家小型钢铁厂，对于钢铁产量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这些小型钢铁厂建造起来时间短，有的只需要半年左右，就算是比较长也就是需要一年时间。

1960年大部分地方钢铁厂都可以正常生产钢铁。所以1960年的钢铁产量有可能增加400万吨以上，当中大半都会是这些地方钢铁厂贡献的。

魏红军为什么支持柳工除了接受苏联技术，主要生产装载机之外，也让他们继续发展钢铁厂设备建设。

因为柳州钢铁厂早期的高炉，平炉以及初级轧钢机都是柳工进行的技术支持。柳工在搬到柳州之前，在机械制造方面已经有很深的技术储备。

柳工有这种技术储备，完全可以继续在钢铁厂设备上深耕。就算无法参与国家大型钢铁厂项目，但那些地方钢铁厂项目是完全可以参与的。帮助建立地方钢铁厂，或者参与地方钢铁厂的扩建项目，都能够迅速提高中国钢铁产量。

“之所以各地还有钢铁不足的现象，主要是我国工业发展太快。特别是这两年全国工业投资每年都增长30%以上，加上轻工业发展太快，对于钢铁需求越来越大有关系。电力工业也是一样的情况。”

“九届四中会议已经准备调整全国的工业发展，1960年不会跟前两年一样工业上投资那么大，会稍微缓解电力和钢铁不足的问题。”

主席叹口气，道:“这也是治标不治本。”

九届四中会议调整工业计划，那是为了巩固现在的工业。同时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发展工业做准备。

到时候缺电和缺钢铁的问题依旧存在。

“主席，我们二五计划正在攻克发电厂和钢铁厂自主建设的技术难关。等三五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主建设很多发电厂和钢铁厂。到时候缺电和缺钢铁的现象不会跟现象一样这么严重。”

二五计划有一部分是自主建设各种矿场，以及自主建设发电厂，钢铁厂等。

目的就是为了攻克自主建设当中的技术技术，也是为了整合全国的配套工厂发展。为三五计划，四五计划可以大规模自主建设做准备。只有大部分工业领域能够自主建设，中国的工业发展才能够突飞猛进。

“以前总是觉得工业建设只要按照计划走就可以。但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才发现，工业计划需要齐头并进，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有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快了一些，或者发展慢了一些，就会直接影响整个计划，需要调整整个计划。”

主席很是感叹。

一五计划的时候，中国工业实力很差，所以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明显。可是二五计划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

各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不一，结果就出现矛盾。就像是汽车工业大发展是好事情，但汽车工业的发展需要的钢铁实在是太多。

目前一汽，二汽，加上各地的后三轮摩托车工厂，1959年消耗60万吨钢铁。而且随着一汽扩建工程的完成，中法合作的三汽开始生产汽车。也就这两三年之内，中国汽车工业需要的钢铁会超过100万吨。

可是汽车工业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钢铁计划。钢铁划拨不足，会影响汽车工业发展。但要是足额划拨给钢铁工业，那么又有其他行业缺乏钢铁。

计划经济一串接着一串，只要其中一个工业领域出现问题，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计划都要调整。这是主席开始接受苏联计划经济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现在的工业种类太多。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全面爆发，分工之下工业又会多出来几万种，几十万种。到时候我国要相对应的组建几十万家上百万家工厂。如果中央想要把这些都纳入经济计划当中，给他们规定生产计划，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魏红军还是老调重弹。不要说是现在，就是未来计算机行业大发展，大数据系统上线，想要全面控制这些行业，给他们制定生产计划依旧是困难重重。更何况现在这个时候。

中央拿啥去控制这么多行业，给他们制定生产计划。

主席点头。

道:“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之下，很多工厂缺乏自主权。但工厂缺乏自主权，就无法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地方政府也是如此，要是中央都规划好了，那么地方政府也缺乏主观能动性。”

“一旦地方政府和工厂缺乏主观能动性，那么地方政府和工厂就会失去活力，只是成为一个听话的傀儡。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主席一向重视一线干部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战争年代也很少强行命令前线部队要怎么打仗。

他都是规划一定的战略。只要能够达成战略目标，前线领导人怎么指挥部队打仗，主席是不会随便干涉的。

到了和平年代也是一样。社会主义要发展，不能只是中央几个人发挥作用。全国人民群众都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给地方政府和工厂更多的自主权，那么又会影响中央严格的计划经济的制定。严格的计划经济和地方政府、企业的自主权是一个矛盾体。”

“以前我想着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力。但这之后直接的影响就是和中央经济计划频繁的发生冲突，需要不停的调整经济计划。”

“所以这段时间我又仔细读了你写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企业自主权’这篇文章，给了我不少启发。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自主权，那么我们制定的经济计划就不能太紧，什么都规定好了。如果我们要制定严格的计划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和企业就不能有太多的自主权。想要鱼与熊掌兼得是不可能的。”

“从这些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情况来看，还是要给地方和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了自主权，有了活力，市场才能够繁荣，工业建设才能够加快。而我们中央更多的要做好协调全国经济，同时重点建设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稳定我国经济。”

主席以前比较推崇的是，在社会主义早期阶段参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制定一些经济政策。

这种经济政策，既不是修养同志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也不是完全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政策。而是带有一定自由市场，但进行所有制变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

但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变化，主席很多想法也开始出现变化。最主要的是主席看到了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自由市场的表现，以及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反应慢。都是市场上出现问题很久之后才有反应。

所以主席开始反思中央严格的计划经济，严格的下达生产任务的经济模式。

这一次主席要魏红军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是因为魏红军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企业自主权”这份文章。

魏红军在里面详细的介绍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从所有制变化开始分析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情况。现在中国的情况，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也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分析中央，地方，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共同目标和矛盾。最后详细的写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当中中央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地方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

“电和钢铁是工业的基础，缺电和缺钢铁，对于工业的打击很大。我们不能被动的等着，还是要主动出击解决这些问题。我的想法是，中央调整一部分工业计划。有些工业建设项目如果没有必要一定要中央去建设，那么可以给地方和工厂，让他们去解决。中央应该着重解决电和钢铁问题。”

“你回京之后，代表我召开关于电和钢铁的专门会议。看看如何解决电和钢铁不足的问题。”

主席已经习惯了把一些具体事情交给魏红军处理。

就像是1959年发生严重旱灾，主席就让魏红军代表政治局处理赈灾问题一样。

这一次发现电和钢铁不足，主席也是要求魏红军去处理。

“是。”

本来魏红军是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这几年主要工作就是党务工作。但这两年主席又开始给魏红军更多的工作。

很多具体事情主席都是委托魏红军召开会议解决。

主席已经好几年没有因为这些具体问题亲自召开会议解决。主席发现问题之后，一般都是委托一个人处理具体事情，拿出方案，然后审阅这个方案。

以前都是总理代主席做这些具体工作。但现在总理工作重点越来越在政协和外交上。偶尔出来都是为了协调党内关系，协调中央和地方。

“你再看看山西交上来的这份报告。”

谈完了电和钢铁问题之后，主席开始谈其他问题。

魏红军接过主席递过来的报告，发现这是山西扫盲报告。里面的内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荣扫盲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在进行扫盲。全国也在想各种办法加快扫盲。但扫盲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部分人扫盲运动结束之后很容易“复盲”。

1958年的时候，人大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全国使用。第一步就是在学校使用，也要求扫盲运动可以使用。

但地方一些扫盲运动负责人，他们都有一套自己常年积累的扫盲方案。所以并不是所有地方扫盲干部都愿意接受“汉语拼音方案”。

不要说是地方扫盲干部拒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就连很多学校老师也拒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大家习惯了原来的教学模式。如果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教书，老师还要自己学习，改变原来的教学模式。

有时候很多工作都是如此。后来经过总结之后，大家都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对于全国扫盲是很好的方案，包括小孩子识字也是不错的方案。甚至未来计算机发展，“汉语拼音方案”也有很好的效果。

但现实工作没有那么容易。大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汉语拼音方案”。别看中央已经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但文学界，教育界，包括地方实际工作的干部，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更不用说直接用在实际工作当中。

但山西很重视，专门在“万荣县”进行试点工作，结果1959年的成绩非常喜人。山西在1960年5月份对于万荣县的扫盲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发现80%以上的人都脱盲，能够读大部分的主席文章。

这个结果让山西省领导非常高兴。所以把具体的做法总结起来，然后上报给主席。山西也已经准备在全省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主席，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报告。以往我们的扫盲工作，总是差那么一口气。山西这份报告，把这口气给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