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88章

中南半岛赤化战略，给了处于低谷的高刚很大的机会。

此次云南和广西的工业建设，交通建设，和苏联谈判的总代表就是高刚。

因为高刚熟悉整个西南地区的情况。

他这五六年在西南省份可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

交通好的地方，他坐车去。交通稍微差的地方，他做摩托车考察。交通更差的地方，他甚至徒步考察。

所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高刚迅速把握住了。和苏联谈判的时候，对于云南和广西整体的建设，他胸有成竹。

而且高刚和苏联接触不少。早在解放之前，他就和苏联干部有过很多接触。从苏联弄来了不少东西。

所以这一次在广西和云南的建设当中，他规划了从外省进入广西和云南的铁路公路，又规划了广西云南省内铁路公路。

广西云南交通建设上了一个台阶，高刚的功劳是很大的。

但他显然不满足于这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说服四川省委，云南省委，贵州省委的。刘树德，谢富知，周林，历史上都和高刚没什么关系。

刘树德是晋察冀出身的干部，谢富知是晋冀鲁豫干部，周林是新四军干部。但这一次他们和高刚一起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三五计划可以把四川，云南，贵州放在重点建设当中。

当然他们也不是空口白牙的提出这种建议。

他们提出了不少观点。如目前中南半岛局势越来越复杂，未来老挝，缅甸，泰国都有可能发生问题。这个时候四川，云南，贵州作为大后方会非常重要。

而且这三个省份不仅仅是中南半岛的大后方，也是中国的大后方。

他们很明确的指出，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未来苏联必然往中南半岛投入更多的资源，中国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更大规模的发展西南省份。

高刚在西南省份多年，谢富知和周林在云南和贵州更是待了十年以上时间。就是刘树德从福建调到四川，也在四川有了三四年时间。

他们联合起来规划三个省份的发展规划，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划。就像是他们提出的攀枝花钢铁厂规划，煤矿在哪里铁矿在哪里，发电厂建设在哪里，都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但这个事情发起人是高刚，就会让有些人迟疑。因为一旦这个计划批准，高刚是无可置疑的第一负责人。等三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高刚是61岁。以他曾经当过政治局常委的资历，要是在西南有了出色的政绩，说不定十一大的时候重返政治局。

“我大致上赞成三五计划增加对于西南省份的投资。

邓希贤开口。

他也知道高刚问题敏感，但他更知道高刚的这份报告非常出色。

所以虽然知道会有人不高兴，但邓希贤还是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道:“目前对于我国西南省份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1959年广西和云南的工业投资，相比起1958年增加了11亿人民币，1960年相比1959年又增加了24亿人民币。还有交通建设方面的投资，1959年相比起

1958年增加了13亿人民币，1960年相比

1959年又增加了26亿人民币。两年之内广西和云南光是交通建设投资和工业建设投资就增加了100亿人民币。”

“其中大部分都是苏联的资金。虽然有一些是贷款，但主要是以低息长期贷款为主，对我们的还款压力不大。还有不少是苏联的补贴，其实是免费的。

“除了固定投资之外，这一年来我们从苏联拿到的卡车和工程机械数量庞大。

这些卡车和工程机械，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免费给我们的卡车和工程机械。大大提高了我国工程建设能力。”

“中南半岛的战争主要在越南，但除了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共产党组织现在都开始和我们接触。苏联必然要加大规模支持老挝，缅甸，泰国的革命。这样对于西南省份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以苏联的实力，一年往中南半岛投入2000亿卢布的物资都是没问题的。甚至需要的时候投入三四千亿卢布也不是不可能。这么多钱当中，只要每年有两三百亿卢布进入我国西南省份，加上我国也投资一部分，那么西南省份的工业建设，交通建设就能够上一层楼。”

要赤化整个中南半岛需要多少钱?

如果没有美国的加入，苏联只要花几千亿卢布，就可以把整个中南半岛赤化。

可是美国加入进来，耗费的资金就是天文数字。

就像是美国在历史上，在越南直接投入的军费换成卢布就是3万亿左右。如果把一些其他间接投入在越南战争的资金美国可是耗费了近10万亿卢布。

苏联肯定没有美国这种资金实力。但苏联要是发疯了，也能够拿出惊人规模的物资。

不要说花10万亿卢布，就是花三四万亿卢布。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的钱落入中国，那也是四五百亿人民币以上，对于中国西南省份都是天大的好事情。

历史上中国的三线建设，中西部13个省份十几年下来花了2000亿人民币。

西南省份虽然是重点建设地区，但十几年下来也就是花了几百亿人民币。

但只要抓住现在的机会，光是苏联那边过来的资金就会达到这种规模。

“邓希贤同志说的很对。1958年西南省份还属于工业很差的地区。但1959

年和1960年两年之内广西和云南，新增1270多家工厂，而且很多工厂规模不小。广西和云南的工业产值，相比19

年增长了足足27倍。

李福春开口说出了目前广西和云南的发展情况。

两年之内交通建设投资和工业建设投资突然增加了10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

一五计划最早期的时候，全国的交通建设投资和工业建设投资加起来也不过是

100亿人民币左右。

可是因为越南战争的原因，广西和云南两个省份在两年之内承接了100亿人民币的投资。

经过这种疯狂的投资之后，广西和云南工业直接起飞。

就像是广西突然拥有了计划产量300万吨的钢铁厂。为了配套钢铁厂的发展柳州发电厂扩大规模，广西煤炭产量，铁矿石产量都在提升。而且都是飞跃性的提升。如果按部就班的发展，未来十年都不可能有这种飞升。

光是围绕着钢铁厂出现的工业产值就已经是好几十亿。等柳州钢铁厂实际产量真能够达到300万吨的时候，围绕着钢铁厂发展起来的工业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人民币。

广西和云南省内突然多了一大堆铁路和公路，直接升级了广西和云南的交通。

而且很多交通建设和工业建设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等这些工厂都能够正常运转，广西和云南会成为西南实力非凡的工业省份。

“以四川，云南，贵州为一体来制定发展规划，接收苏联资金，加上三五计划倾斜一部分资源给西南省份。那么这几个省份三五计划期间，可以有非常大的发展。

黟如果以中国自己的实力投资西南省份，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会直接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

毕竟三线建设，对于发展西南，西北，中部一些省份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地方交通很差，工业基础差，需要投入的资金非常多。

投入东北，华北，沿海省份100块钱能挣20块钱。那么投入三线建设100块钱，可能好几年都挣不了钱，反而需要中央和地方持续的投入。所以三线建设的投入，会是中央财政巨大的负担。

虽然三线建设是肯定要进行的。要不然西南，西北这些贫穷省份就发展不起来。

正好现在因为中南半岛的情况，西南省份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当然是要更大规模的支持西南省份的发展。

李福春主管重工业建设多年，比谁都明白西南省份重工业发展的困难。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去发展太浪费。

“三五计划中央本来就有支持一些欠发达省份的规划，正好和高岗同志他们的报告不谋而合。我认为可以把几个省份放在一起考虑，统筹制定西南经济发展计划。

邓希贤和李福春都支持这份报告，陈运也是站出来支持。

陈运是财经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希贤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财经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李福春掌管中国重工业发展十来年时间。他们三个人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很重。

魏红军看向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先年道:“李先年同志，计划委员会制定三五计划，你的意见呢?”

“西南省份目前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计划委员会肯定全力支持中央的决定。我们会根据中央的决定，调整三五计划。”

李先年说的很是滑头。

是支持，但也不是直接的支持。魏红军随后看了总理。

中央几个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伍豪同志这个国务院总理的确是从这些部委具体工作中抽身。

但不是说总理就真的不再管事。就像是为了原子弹计划成立的中央专委，此次中央机关单位精简工作，都是需要总理披挂上阵。

总理点头道:“机会来了就要抓住。

九大主席政治报告就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容，这也是我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承诺。但如何‘共同富裕’，总不能是富裕省份养着贫穷身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西南省份需要有自己发己展的工业。

负责经济的中央主要领导都赞成高刚他们的报告，实在是因为这份报告真的很出色。

把西南省份未来发展的蓝图给规划出来。相比起来，历史上中央是比较匆忙的决定三线建设，在西南省份建设上浪费不少。有些工厂开工一半才发现不合适，只能是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建设。

现在有了如此清晰的发展规划，不知道会省下多少资金，会少走多少弯路。

“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这份报告就正式通过。陈运同志，邓希贤同志，李福春同志，李先年同志，财经工作委员会和高刚同志、四川，云南，贵州三个省份的同志们一起讨论，拿出更加具体的计划。

等政治局审核通过之后，三五计划按照这个方案进行整改。

两个议题过了。

魏红军继续道:“现在进入第三个议题。是谭振林同志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交的报告。谭振林同志认为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力量不足，想要增加监察委员会干部力量。”

“谭振林同志，你先说一下你的想法。

谭振林道:“中央监察委员会目前有四名副书记，但罗启荣同志开始负责中南半岛的事情之后，工作变得很繁忙。”

“叶剑营同志，在军中兼职太多。特别是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平时要处理的工作很多。”

“钱英同志主要负责监察部工作，以处理触犯律法的干部为主，贪污受贿是主要工作。”

“但除了触犯律法的干部，我们监察委员会更多的工作是党风党纪的监察。现在党内监察工作非常繁重，监察委员会人员不足。所以我代表监察委员会，希望增加两名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其中一人为军队干部。”

谭振林这个要求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罗启荣是在广东做了大贡献才来到中央的。不仅仅是因为广东经济这些年大发展，更是因为罗启荣在广东的剿匪，土改，打击地方主义都做的非常出色。所以罗启荣虽然只是广东省委书记，但从广东调到中央的时候，威势直追当年地方中央局主要干部上调中央。

九大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只是权宜之计。而且随着广东成绩越来越好，罗启荣在中央的分量越来越重。十大到来，罗启荣很难继续留在监察委员会。

叶帅也是一样的情况。之前他担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所以担任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但现在叶帅在军内兼职太多，特别是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太多，根本顾不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违反党风党纪，乃至于触犯国法的党员干部越来越多，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所以谭振林才希望增加一些干部配合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表示理解。也都同意监察委员会增加副书记。

所以魏红军道:“谭振林同志，大家都同意监察委员会增加两名副书记名额。

马上就是九届五中会议，到时候就在会议上选举两名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你回去之后，先拟定一份副书记候选名单交上来。

政治局审核之后，在九届五中会议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个议题都结束，主席都没有说多少话。所以魏红军道:“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1100九届五中会议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但很多人已经明白，从七大开始到现在16年时间，中央的局势开始明明化。

七大的时候，修养同志虽然在书记处书记当中排名第四，但主席不在的时候一直是修养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是实实在在的二把手。

但随着后面土改问题和全国农村工作上频频受挫，后来更是在城市工作和工会工作上也受到挫折和批评。可以说高刚在解放初一顿王八拳，对于修养同志的威望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要不是高刚的一顿王八拳，修养同志在中央也不至于那么快丢失很多方面的发言权。包括在党务工作上，高刚在负责书记处那段时间，明目张胆的排斥修养同志在党务工作上的发言权。书记处通过什么决议，根本不通过修养同志。

后面魏红军接手书记处的时候，书记处基本已经看不到多少修养同志的影响力。可以想象高刚在书记处的时候是多么的强势，连彭珍都只能是离开书记处，去负责人大工作。

而这个时候魏红军却是脱颖而出。魏红军七大的时候时还是政坛新秀，是一名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入选，也才刚刚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的年轻干部。而现在不少政治局领导，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地方中央局重要干部。

可是就这样七大时候的政坛新秀，经过16年的时间，已经被主席选中，成为了接班人。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主席也开始频繁的和一些中央领导交流意见，表达九届五中会议想让魏红军代表自己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主席希望九届五中会议可以平稳的度过。

很多中央领导和主席交流之后，对于主席的想法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大惊小怪。因为这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实在是因为魏红军身上光环闪闪。不说解放之前战争年代的成绩，解放之后魏红军不管是负责哪项工作，都能够完成的非常好。

抗美援朝的辉煌胜利，让国内所有熟悉还是不熟悉，包括那些没有和魏红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真正认识了魏红军。

其他能源工业，轻工业，农村工作这十来年发展都非常出色。甚至很多次顶着压力拍板的事情，几年之后都证明了魏红军的正确。

光是大家熟知的“先海南后大陆”的橡胶战略，石油战线上的“石油小会战”，良种培育当中走了和苏联不同的道路，都取得了丰顺的成果。

以及几次对于国际战略，苏联外交等方面的判断，都让中国可以从容的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

当然几次中央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魏红军都能够及时的解决，而不把矛盾扩大化。

从这几年主席每每委托魏红军，代表主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明白主席的心思，看到了这个趋势。

或者说九大会议上魏红军提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被党内接受的时候，不少人已经明白会有这一天。

毕竟九大之后全国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判断来制定的。如果魏红军不接班，九大通过的

“社会主义阶段论”要怎么处理?

大家稍微惊讶的是，主席这么快就决定让魏红军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但主席都这么决定了，也没有几个人反对主席的想魏红军接班虽然不能说已经是党内共识，但也差不多。就算有什么不满，也不会直接表示出来。

魏红军这个时候也忙。一个是继续统筹1961年的赈灾工作。魏红军知道只要熬过了1961年，那么这一次全国性的大旱灾算是挺过去了。

l962年虽然也有旱灾，但相比起前面三年好了很多，粮食产量可以恢复不少。而且只要过了这三年，后面中国就不会碰到这种连续几年的全国性灾害。

但越是这个时候魏红军越重视。魏红军带兵打仗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最后时刻松懈。因为这样很容易功亏一篑。

赈灾工作也是一样。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别到了最后时刻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是筹备九届五中会议。在会议之前主席和这一次会议各个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也是交流了意见。这些小组组长和副组长，一般都是地方党政领导。

主席不能让这些地方领导没有任何准备，突然宣布魏红军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利用会议之前的时间，和这些地方党政领导表达自己的想法。

1961年1月27日，九届五中会议正式召开。

这一次会议虽然只召开了13天，但各种调整还是不少的。在很多人看来九届五中会议就是为十大做准备。

魏红军第一个上台，代表政治局作报告，谈了政治局这一年的工作。其中魏红军重点谈了1960年的赈灾工作，以及谈了1961年的赈灾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