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39章

打仗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

就像是宣传。

打仗的时候可以直接接管所有的报社，甚至下命令让他们临时停止卖报。因为是战争时期，所以不用太担心舆论问题。

“第二个是教育领域。台湾所有的教科书，特别是语文、历史方面的教科书必须要全部重新编纂，原有的教科书一律废除。还有台湾目前的大学，要重新整理。该合并的合并，该改名的改名，有一些该裁撤的就进行裁撤，扫除高校当中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旧时代的痕迹。在这方面不要举棋不定，不要受到台湾文化人的舆论影响，要果断，要大胆，高校必须要迅速创建党的组织。只有把旧时代的，封建的，落后的东西都扫除了，我们才能够在台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教育领域的整顿，特别是高校的整顿是必须要进行的。

中共又不是菩萨，不可能跟傻子一样乐呵呵的给那些反共的高校拨款。你要是硬要抵抗中共政策，学校内部进行反共宣传，不接受中共的领导，那么这种高校该取缔就取缔，还停止拨款就要停止拨款。

台湾现在的高校，有不少是当年反共的文人跟着常凯申跑到了台湾重新创建起来的。而原有的很多高校，更是日本人创建起来的。这种高校的思想和中共格格不入。所以对于这些高校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整顿。

要是不听话，宁愿把学校关闭，也不能任由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

李震军点头。

魏红军看向了李学志道：“常凯申到了台湾之后，在台湾也进行了土改。但常凯申反动政权的土改，和我们反帝反封建的土改是完全不一样的目的和做法。所以这一次你要抽调一批曾经的土改干部，对于台湾目前的土地情况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要把土改和反帝反封建结合在一起，解决台湾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思想、封建思想。”

“是。”

土改运动对于新中国来说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可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虽然也经历过所谓的土改，但常凯申集团的组成部分决定了，常凯申集团是不可能做到社会主义土改的。所以解放台湾之后，必须要对于台湾的土地情况进行一次大规模普查，进行彻彻底底的土改运动。

再次嘱咐了台湾问题之后，魏红军就开始了自己的调研之旅。越是到了重要时刻，越是不能让敌人看出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战争当中永远都是最佳秘诀。

中国这边动静越大，蒋匪军越是会放松警惕。

现在中国一边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做巴黎会议的准备，这是为了麻痹美国人。中南半岛的问题不是一两次谈判可以解决的事情，没有一年半载的谈判是不可能有成果的。现在中国这么重视这一次谈判，美国就会认为中国在这个时间段不会对台湾动手。

另外一边是中央领导大规模到地方调研，做武汉经济工作会议的准备。因为要在武汉进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所以很多干部开始聚集在武汉。

都是大张旗鼓，根本没有任何的隐瞒。

这也是另类的释放烟雾弹。

毕竟召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大家都在忙碌，根本看不出正在准备一场大战。只要麻痹美国和蒋匪政权，就可以出其不意拿下台湾。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先头部队都投入了战斗。

魏红军调研江西、湖北、湖南地区，主要是调研那些生产厂家，还有国家供销社情况，以及地方供销社的情况。

魏红军的行程安排的密密麻麻，睡觉时间都放在了路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目前的供销两端的情况，可以说遭到了极点，好到了极点。

遭到了极点，是因为原有的供销体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矛盾，开始出现严重的排斥现象。甚至情况比想象当中还要严重。原有的供销政策，开始影响供销市场，严重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

难怪湖北省委书记陶鲁家和湖南省委书记周辉明知道犯了官场忌讳，但还是和国家供销社对上，把官司一路打到了中央。

好到了极点，是目前的市场越来越繁荣。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很快。

不管是城市，还是县乡农村地区，市场是越发的繁荣。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手中有钱，购买力大涨，但物资不足。这种物资不足不仅仅是因为物资生产不足。还有一个是现在的供销政策导致物资流转速度变慢，有些时候明明有足够的物资，但无法快速的投放市场。可以说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目前全国市场潜力很大，只不过被束缚住了。一旦把这些市场潜力挖掘出来，一定能够大力推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供销两端的政策必须要尽快解决。

魏红军转了一圈之后，去了引起湖南、湖北和国家供销社矛盾的衡阳自行车厂。看了衡阳自行车厂的产品之后，魏红军也是大开眼界。

这个在中部省份异军突起的自行车厂真的很聪明。

现在中国大部分自行车厂生产的自行车都是统一样式。因为现在很多人购买自行车，不单单是把自行车当成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还把自行车当成是货运工具。所以目前的自行车市场主流就是像二八大杠这种自行车。

特别是县乡农村地区，二八大杠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二八大杠可以轻松带二三百斤的货物，是很多家庭重要的工具。

虽然衡阳自行车厂也生产二八大杠，但在这个领域衡阳自行车厂并不占据优势。因为天津、上海、东北、广东这边的自行车厂实力更强。

所以衡阳自行车厂另辟蹊径。

除了日常生产二八大杠这种适合运货的自行车之外，更多的是专攻女子自行车和儿童自行车市场。结果还真让他们干出了名堂。目前社会主义阵营这边的女子和儿童自行车市场当中，衡阳自行车厂生产的“衡山牌”自行车最受欢迎，每年给国家创造几亿外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自行车厂。

工厂的领导人非常聪明，也非常有眼光，当然魄力也足够。毕竟开创新的赛道，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失败，产品卖不出去，到时候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

当然相比起这些新式的自行车，魏红军更关注两件事情。这家自行车厂和湖南、湖北地区很多国营企业有股份交叉，以及他们的工人住房问题解决的非常好。

所以魏红军在这家工厂停留了两天时间。

“你们这股份交叉是怎么做的？”

1264 企业资产的问题

　　“705u.com-读书会首发”

魏红军只是临时抽出了时间，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谈话。

除了魏红军从中央带来的干部之外，陪魏红军的主要是周辉为首的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干部，以及衡阳这边的一些领导干部和自行车厂的领导干部。因为魏红军对于这家自行车厂的兴趣非常浓厚。

这个异军突起的企业，很多做法都是在寻找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如何在目前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当中找最佳的出路。而这个也是魏红军和中央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不是僵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马列主义认为运动是永恒的，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所以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要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停的调整。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企业，也要不停的变化，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情况。而往往社会主义经济出现变化，不是从国家政策开始。而是下面的企业感受到全国经济的变化，然后率先开始调整企业经营。因此魏红军非常重视这种变化。因为从这些变化当中，可以找到国家下一步要调整的政策依据。

“总书记，我们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并没有随便进行增资扩股，进行交叉持股。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资产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推进的。”

衡阳专区国资委主任卫恒开口。

来衡阳之前魏红军并不认识卫恒这名干部。但正是因为衡阳自行车厂的这些变化，魏红军还专门看了这名掌管衡阳集体资产的掌门人履历。

这名干部是1930年出生的年轻干部，今年才35岁。但革命资历却一点都不差。他是天津人，父辈都是小商人。抗战爆发之后，离开了天津，来到了山东。

因为家底殷实，所以卫恒三四岁就开始启蒙读书。38年只有8岁的卫恒就已经是冀鲁豫军区下面区儿童团团长，12岁就担任区团委书记，14岁入党。抗战时期入党已经比较正规，规十四岁就能够入党是非常罕见的。解放战争去了东北，在大连参与创建了我党的商业公司、贸易公司，配合高为农在东北创建外贸渠道。后来跟着四野南下，最后成为了湖南干部。

先是参与了国家供销社在湖南的创建，然后转到湖南商业厅工作。中央创建国资委，开始管理全民所有制资产和集体所有制资产，就调到衡阳担任副专员兼国资委主任。

“你们这种增资扩股是谁提议的？”

衡阳自行车厂非常聪明。

他本来只是衡阳本地的企业，认真算起来也就是市县级国营企业。从归属来说，衡阳自行车厂作为衡阳市投资创办的企业，地位也就比县级企业稍微高一些，但又比衡阳专区的企业地位低一些。

但随着他们进行增资扩股，衡阳专区有了股份不说，湖南省政府也有了股份。虽然湖南省政府和衡阳专区都只是少量的持股，企业大股东依旧是衡阳市政府。但这样改革之后，衡阳自行车厂立马成为了省政府和专区公署都要扶持的企业。

当然光是如此魏红军还不会这么感兴趣。

因为现在这样做的企业是不少的。很多县乡农村企业发展起来之后，还不等国家资金找上他们，他们自己就选择和更高级别的政府资金绑定。进行一定的增资扩股，既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又得到政府部门更高级别的庇护。

最早的就是宝安专区那边，农村合作社开始发展起来的制衣厂。明明是农村小作坊开始发展起来，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拥有十几万工人，有中央、广东省、宝安专区各级政府拥有股份的大型混合所有制制衣厂。

现在全国这种中央和各级政府，还有各个集体联合持股的企业很多。

魏红军感兴趣的是，衡阳自行车厂增资扩股的对象不仅仅是省政府和衡阳专区。他们还面向其他企业进行了增资扩股。

这里面包括中央控制的特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以及湖南省政府控制的湘潭钢铁厂和涟源钢铁厂，以及湖南省和湖北省内一些重要运输公司，还有省内一些地方供销社。

衡阳自行车厂这是用自己的股份，绑定了从工厂需要的配件企业开始一直到销售端的公司。他们采取的增资配股，有些是获得对方的投资，有些是用自行车厂的股份换取对方的股份，完成双方交叉持股。

交叉持股主要是地方供销社。衡阳自行车厂和这些地方供销社完成了交叉持股，让衡阳自行车厂和这些供销社的利益连在了一起。靠着这种做法，衡阳自行车厂和上下游企业完成了利益绑定。

衡阳自行车厂目前在中部省份是属于非常挣钱的企业。

所以当衡阳自行车厂选择这种增资扩股模式之后，那些单位都非常愿意。毕竟衡阳自行车厂每年利润可观，而且最重要的是目前丝毫看不到任何的瓶颈。国内自行车市场目前依旧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出口也是年年增加。按照目前的订单来说，衡阳自行车厂就算是年产量增加到一千万台，都丝毫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这样的香饽饽企业，大家都非常喜欢。

所以衡阳自行车厂这种增资扩股，得到了中部省份很多企业的青睐。看了衡阳自行车厂目前的股份构成，魏红军才明白，为什么之前闹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为啥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都力挺衡阳自行车厂。因为衡阳自行车厂靠着这种增资扩股，把一大堆有实力的部门和企业绑在了自己这里。

衡阳自行车厂越是挣钱，这些相关的部门单位和工厂都能够获得丰厚的报酬。

这种增资扩股的办法魏红军不好说完全对，或者完全错。

卫恒道：“是工厂党委书记严明直同志提议的，我做了批准。”

魏红军看向了自行车厂领导干部席位。

严明直的资料魏红军也是看过的。严明直也是年轻干部，是1925年出生的干部，今年才40岁。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同一年按照组织安排去瑞士巴塞尔大学学习。后来新中国成立号召国外留学人员归国的时候，他在欧洲参加了这项工作。

因为他在巴塞尔大学学的经济学，所以回国之后先是参与了接管国民党政权在港澳地区的资产，主要是参与了中国银行的接收。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参与组建湖南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分行。

之后衡阳市组建自行车厂缺乏干部，就调严明直担任自行车厂厂长，后担任党委书记。在自行车厂干了十年，把一个地方小小的自行车厂发展到了目前全国数得上号的自行车厂。

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干部。

从抄袭中外合资企业的“五羊牌”自行车起家，开辟了女子自行车和儿童自行车赛道，迅速占领了市场，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认可，每年给国家赚取几亿外汇。

同样也是非常胆大的干部。

敢绕开国家供销社，直接接触那些地方供销社。

严明直站起来道：“总书记，是我提议的。”

卫恒和严明直两个人心中都是非常紧张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直在发展。九大和十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说法，其中关于混合所有制也是支持态度，肯定混合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算是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明确政治定位。根据九大和十大的精神，“公司法”经过几次修订，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有法律上的定位。

但这种政治定位和法律定位，依旧只是书面上的。

像衡阳自行车厂这样大规模的增资扩股，和其他企业进行交叉持股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中央如果不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什么大事情。可是一旦中央关注，而且还不同意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小事情。如果上纲上线，吹毛求疵，问题就很严重。

“姚意林同志，自行车厂这种增资扩股符合政策吗？”

魏红军问了旁边的商业部部长姚意林。

姚意林立马道：“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问题，我们主要是制定了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资扩股，之前主要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但混合所有制企业如此大规模的自行增资扩股，和其他企业的这种合作，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报告，我们也没有制定这方面详细的法律和政策。”

“不过现在全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越来越多，数量上可能有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又有合作，不可能每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资扩股都有政府来负责。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精力总览这些事情。所以大部分情况还是需要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自己来选择发展道路。”

说白了这种大规模的，面向其他企业的增资扩股，法律和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事情因为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所以处理上非常有弹性。既可以说是违反政策，也可以说是“创新”。

这种情况八九十年代最多。

因为是政策急剧转型的时候，政策跟不上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所以很多民间发生的问题，在政策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很多都是钻了政策的空子。有的人成功了，就成为了改革先锋，功成名就。有的人失败了，就成为了违反法律违反政策的阶下囚。

就如大名鼎鼎的华为公司，如果当年有人上纲上线，华为的一些做法是可以定性为“非法集资”的。不少企业负责人当年因为“非法集资”的罪名进了监狱。但华为成功了，所以成为了英雄。

现在衡阳自行车厂就是一样的情况。

要是赞扬，那就是“创新”，那就是魄力。如果上纲上线，罪名就多了去了。

姚意林不是一个保守的干部，又是目前中央力主供销政策改革的干部。所以对于卫恒、严明直这样年轻有冲劲的干部，姚意林是非常欣赏的，也愿意保护他们。所以姚意林最后还是为他们两个人说了话。当然姚意林也判断魏红军是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处罚卫恒、严明直他们。

因为对于新生事物的问题，魏红军在各种会议上都说过很多次。对待新生事物要多观察，多总结，而不是盲目的打压。

魏红军听着姚意林的话点头。

魏红军的确是没有生气。因为这种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垄断性国营大型企业背后站着的是中央各部委和各省。正因为他们后台硬，所以不管是在政策上、经济上实力都非常强大。有些牛气的国营巨头企业根本看不上地方政府，就连中央部委想要命令他们都需要和他们商量。

但很多从底层崛起的企业，在政策上、资源上都比这些国营大企业差了十万八千里。在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这些企业从各方面来说都比不过国营大企业。所以为了争取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资源，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只能是另找靠山。

最好的办法就是增资扩股，让强大的势力进来分一杯羹，完成利益均沾，利益绑定。

“卫恒同志，严明直同志，你们完成这些增资扩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是资产估值问题。”

卫恒开口道：“这几年自行车厂增资扩股的时候，都是先进行资产评估。每一次增资扩股都需要一次资产评估来确定企业资产价格。但目前我国只有一家资产评估公司，他们事情太多，所以我们需要排队等他们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次评估，都需要提供各种资料，要花费很多时间，以及很多资金。时间慢，耗费资金多，额外工作多。所以每一次资产评估对于企业来说都非常难。”

“而且目前资产评估更多的是考虑硬件，主要是以当前工厂硬件设备的资产，当前销售额和盈利来评估整体资产。但这对于衡阳自行车厂这种前途光明的企业是不合适的。因为目前自行车市场非常好，衡阳自行车厂未来几年销售额翻一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资产评估的时候，对于未来的发展会忽视，这样就压低了工厂的估值。这种资产评估之下的增资扩股，会让企业本身吃亏。”

魏红军皱眉道：“你的意思是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出来的价格，和真实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差了很多。因为只关注硬件资产和当前的销售与利润，属于是静态估值，而不是动态估值。”

为了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当中的股份价值，以及未来参与国家、企业之间的信用评估问题，国家专门成立了资产评估公司。

可惜这个虽然是新中国目前最权威的，国资委控制的全国性的资产评估公司。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轻视市场经济，轻视轻资产，更重视重资产。所以在资产评估的时候，更重视硬件资产，忽略其他方面的资产。

“是。”

卫恒大胆建议道：“总书记，若是我们的资产评估公司只重视硬件资产的评估，那么资产评估就很难准确。同样的硬件资产之下，不同的产品生产，不同的经营模式，产生的营业额是不一样的。而且同样的营业额之下，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利润。同样有的行业前途光明，未来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有些行业目前虽然利润好，但潜力已尽，未来的发展有限。”

“资产评估的时候，应该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的进行企业资产估值。要不然就像是衡阳自行车厂，这几年增资扩股在资产评估上是吃亏的。如果按照未来发展来看，衡阳自行车厂的资产评估应该要高很多才对。”

“现在的资产评估模式应该有所改变。或者说目前我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资扩股方式太僵硬，无法准确的体现企业的资产。混合所有制企业增资扩股应该更加灵活，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包括各个集体，都应该有权力参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资扩股当中。”

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看得见的重资产。

但这些重资产要如何表现出他的资产。就像是国家控制的各种资源，国家控制的土地，国家控制的铁路等等，要怎么去估值。

如果中国市场是完全封闭，国内自己玩，那么这都不是问题。但现在中国慢慢的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一直在加强国际贸易。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贸易大国。既然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那么国家控制的这些重资产，控制的那些基础资源，就必须要以货币形式体现出来。要不然就会人为的，严重的压低这些资产的价格。

等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如果继续这样严重的压低国内的资产价格，那么在合作当中必然会吃亏。

但如何体现这些资产的价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资产评估上，中国还是要学习国外一些优点。更重要的是，国家这些资产要能够流动起来。这些资产如果是死的资产，那么资产就会一直严重低估。只有让这些资产可以流动，才能够慢慢的提升这些资产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