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73章

相比起书面报告，这份讲话主席就直接很多，随意很多。十届五中全会是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主要领导。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中高层干部的内部会议。所以面对这些党内中坚干部，主席就放开了说。

主席和上一次会议一样，再次对于魏红军的历史进行了高度评价，表示魏红军是我党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当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然后对于魏红军从九届五中全会开始到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成绩给与了肯定。

主席表示在魏红军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年当中，完成了中南半岛革命的胜利推进；完成了台湾的解放，完成了全国的统一；这五年全国的政治稳定、清明；全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全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有序提升；全国的人民群众保障制度有序建立。

所以主席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支持魏红军的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都是明牌，党内都已经有了共识。所以主席也是很认真的告诫全党，要团结，不能闹分裂。算是给一年后的十一大继续打预防针。主席不希望在交接班的重要时刻，党内出现风波。

主席报告结束之后，魏红军代表政治局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十届第五次中央全会的报告”。

然后魏红军继续做“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经济计划的报告”。魏红军在报告当中着重点名方义的报告，对于方义的评价很高。先是从政治上判断，未来几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会长期共存。然后从经济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交通越来越便利，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会彼此斗争，同时还要加强交流。

之后是全球工业发展的大趋势。随着西方老牌工业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发展，这些国家已经养不起那些低利润，乃至于不挣钱的所谓落后产业和低端产业。所以全球工业发展的趋势就是，老牌工业国家只能保留一些高利润产业，其他产业都要外流才能够生存。这不是预测，而是正在欧美国家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些产业现在中国看上了，同样这些西方国家也看上了中国高效的政府行动力、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比较完整的基础设施、廉价的劳动力，还有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欧洲这些资本家还是愿意冒险的。

可是当中国承接这些产业之后，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多。要怎么去定义这些所有制的企业？特别是对于“反帝反侵略”口号成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怎么去理解这些中外合资企业？怎么去定义这些中外合资企业？毕竟这些中外合资企业的另一半是外国资本家。以前赶走了帝国主义，赶走了资本家，现在难道又要迎接这些帝国主义的资本家？

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他们经营当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整体上就是公有制企业，所以利润会以各种不同形式反馈给社会，反馈给集体。但中外合资企业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当中的一方是外国资本家，那么必然会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一部分企业利润通过分红的模式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当中。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剥削”？这在以前是坚决反对的事情。

可是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发生。广东、福建、上海这些地方这种中外合资企业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产业被很多省份争相抢夺。革命口号是“消灭剥削”，难道革命成功了，和平年代要容忍这些“剥削”存在吗？

这要怎么从理论上解决，怎么让全党接受，怎么让全社会接受。魏红军在这一次报告当中，专门为了这个问题做了回答。魏红军表示社会主义是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是不可能消灭一切的“不平等”，也不可能消灭全部的“剥削”。

因为人类社会只要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没有进入按需分配阶段，那么必然会出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新矛盾，社会上依旧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而这种矛盾很多会转化为“不公平”、“剥削”的现象。马克思也认为剥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全党全社会必须要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存在很多隐形的“不公平”和“剥削”，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不过承认存在“不平等”、“剥削”的现实，不代表我们要漠视它、肯定它、赞赏它，也不代表我们要粗暴的去反对他，直接去消灭它。而是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采取阵痛最轻的方式削弱它、消灭它。因为有些“不公平”、“剥削”一旦没有任何预案的，粗暴的直接予以消灭，会导致经济激励机制的严重破坏，从而使劳动人民的状况在短期内就会恶化，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如何准确的认识社会上存在的这种“不公平”、“剥削”，判断这种“不公平”和“剥削”是人为的，还是制度性的，或者是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只有准确的认识这种“不公平”、“剥削”，才能够削弱和消灭这种“不公平”、“剥削”。

而想要减少社会上出现“不公平”、“剥削”现在的出现，中国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更要坚持党和国家监察监督领域的“人民战争”理念。

这是魏红军从理论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不公平”、“剥削”，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削弱它，最终达到消灭“不公平”、消灭“剥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接着魏红军开始谈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话题。魏红军对于社会主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做了一个回顾，对于社会主义体系各个产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重新梳理了一遍。

在这份报告当中，魏红军第一次郑重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把第三产业当成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必须要配套一起发展，不能只侧重于某一方面。

魏红军以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当中，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为范本，这一次把范围扩大。强调重工业和轻工业要平衡发展的问题之外，加入了第三产业的配套发展的问题。

最后魏红军对于经济计划的制定也做了报告。

魏红军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计划的制定不能跟之前一样每一项都列出详细的生产计划。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要根据动态的经济数据，制定宏观经济计划。宏观经济计划和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区别是，原来的计划经济把经济发展计划当成是工厂的生产计划一样每一笔每一笔都详细规定。

但现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不是十几年前。光是全国前前后后成立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就有几十万家，如果把一些小规模的合作社企业也加起来，那么全国现在有上百万家各类型的公司企业。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怎么去控制他们的生产，控制他们的销售，完全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济计划的制定必须要跟着出现变化。宏观经济计划，相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突出的不是每一笔每一笔的详细计划。而是主要讲求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是用战略发展的眼光，从大方向上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配套政策，完成这些计划。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活动，国家计划委员会，地方各省市的计划委员会，都要慢慢的改变工作方式方法。经济数据的统计方法要改变，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要改变，一切都必须要与时俱进。

魏红军的报告结束之后，修养同志做了“关于党的会议和人大会议的关系报告”。重点是论述党和人大之间的关系。

也是解决关于党和人大之间的一些舆论。到底是党领导人大，还是人大领导党，他们谁打谁小。修养同志当然不可能说人大领导党，这是脱离党的领导，是受到中央批判的观点。可是同样他也不能说是党领导人大，因为人大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属于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所以谁领导谁，属于是罗圈架。因此修养同志没有纠结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党和人大要怎么合作，怎么配合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修养同志以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名义表示，党的会议和人大会议的时间间隔不应该太长。就像是目前党的会议一般都是在年初进行，早一点是一月份，最晚不会超过三月份。但人大会议一般安排在九月份，如果晚的话会在十一月份。因为中间相隔时间太长，党的会议决策落实到人大当中，还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严重影响办事效率。

修养同志提议，以后党的会议结束之后，人大会议应该接着召开，双方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应该超过半个月时间。

对于修养同志的提议，大家是认同的。党代会决定的很多事情想要落实，必须要通过人大会议，这是组织程序。但因为两个会议时间相隔太长，某些问题虽然已经在党代会通过，可是没有通过人大，所以只能是拖着。因此改变两个会议时间是很好的提议。

修养同志结束报告之后是书记处第一书记陈谈秋代表书记处做了报告。陈谈秋的报告主要是关于十一大的问题。他代表书记处做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 （草稿） ”、 “大会规则（草稿）”、“十一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十届五中全会关于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这些报告很多都只是重复的。

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很多程序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程序虽然一样，但这个程序还是要走。

这里面真正有些变化的是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因为书记处提出的建议是，十一大当中更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额。就像是政治局委员，九大的时候是19名，十大的时候是21名，书记处提议十一大的时候政治局委员数量增加到23名。

然后主要的是“十一大主席团名单”，“十一大秘书处名单”，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陈谈秋代表书记处提议魏红军担任十一大筹备委员会主任，罗启荣、黄可成和李世平三个人担任副主任。李世平担任十一大秘书处负责人职务，主要负责十一大的筹备工作。

1314 十届五中全会2

十届五中全会开会前面几天的议程，上午都是一个又一个中央领导上去做报告。人大工作报告、政法委工作报告、经济工作报告、外事工作报告、文化教育工作报告，这种会议就是一年的大考察。各个领域的中央领导上午作报告，下午就是各个省份代表团组成一个个小组，对于中央领导的报告进行讨论。然后进行投票，通过中央一些报告，一些提议。

大部分情况之下，这种报告是不会有什么差池。毕竟这种报告都是层层审核，最终在政治局还要通过，才会出现在大会上。不过在讨论过程当中，依旧会有一些内容是进行调整的。所以会议当中的这些小组讨论是很重要的。

等这些都结束之后，这一次会议开始进行一些机构上的调整和人事上的调整。

首先确定十届五中全会之后，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珍，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谭振林，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李福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陈老总，这四个人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不是随便召开的。平时没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召开会议的频率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只是听取日常报告，处理日常事务。甚至政治局常委会议有时候一年才召开两三次，比政治局会议次数还少。因为中央工作都是分工合作的，平时大家负责处理自己份内的工作就可以。

日常工作只要不是自己分管的内容，很多领导人都不需要参与处理。党和国家一把手处理这些日常工作既不需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也不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只要批示之后让下面各个单位处理就可以可。如果事情比较复杂，比较重要，那么平时只要召开书记处会议，或者书记处扩大会议就可以处理。

只有碰到一些重要事情，需要几个中央领导统一思想的时候，才会频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地方书记办公会议是不一样的。总理办公会议和书记办公会议，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小范围的干部工作会议。所以总理办公会议和书记办公会议的次数是很多的，比正常的国务院会议、党委常务会议次数多多了。

不过政治局常委会议虽然开会次数少，但只要召开都是讨论最重要的工作。能够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接着调整的是政治局下面的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在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下面设立五个发展委员会，分别是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发展委员会、农村农业发展委员会。

陈运继续担任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邓希贤同志担任常务副主任，李福春、李先年、周彬、邓志辉、曾善担任副主任。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是以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核心，并入了国家统计局、中央物资储备局等部门，新成立的一个计划发展委员会。不仅这些部门，包括国家供销社的一些行政部门也并入了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的姚意林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主任。

从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改为带有计划经济性质的宏观调控经济计划的改变并不是说说就能够做到的。这个需要大家都去熟悉，去适应。

计划发展委员会要改变他们制定经济计划的方式，同样下面的各个政府要适应这些，政府不能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一把抓。同样那些企业也是一样。很多企业不能跟之前一样，生产计划只能根据上面规定好的进行生产，要增加一定的企业自主性。

在这方面魏红军非常欣赏姚意林的能力。魏红军相信姚意林一定能够带领计划发展委员会完成这个任务。

程志华、宋少文、湖北省委书记陶鲁家、古木、薛木桥、方义六个人担任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是把原来的金融改革委员会升级。周彬原来在金融领域成立的金融改革委员会只是制定金融改革政策，批复一些改革方案的部门。但这一次进行升级之后，金融改革委员会迅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实权部门。

因为他配合财经工作委员管理所有的金融部门，制定全国的金融政策。这个金融部门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全国所有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如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都在金融改革委员会的管理范围之内。

原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科委主任薄树春担任新成立的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部长荣子和，原金融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希宇两个人担任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陈希宇同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彬非常信任的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局如，因为身体原因在十届五中全会之后选择病退。

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是把之前李福春负责的重工业领域和曾善负责的轻工业领域合并起来，全权负责中国的工业建设。

原财经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冶金工业部部长出身的王贺守担任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其实此次能够担任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的候选人是有好几个的。

除了王贺守之外，还有电力工业走出来的林大峰，石油工业领域走出来的于秋里，都是有资格参与竞选的。特别是林大峰，在东北的时候就跟王贺守一起负责工业建设。调到中央之后，王贺守负责钢铁工业，林大峰是负责能源工业，又是一起成为了 财经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林大峰唯一的弱点就是，王贺守资历非常深，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中间又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王贺守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满洲省委南满特别委员会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秘书，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这方面林大峰的资历就差了不知道多少。大革命时期林大峰只是我党在阎锡山太原兵工厂发展的一名普通党员。

抗战爆发之后，王贺守在中组部担任干部科科长，是中组部非常重要的职位。而林大峰只是被派到盛县发展游击队的基层干部，两个人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只不过林大峰来到盛县，赶上了八纵大发展，碰到了魏红军这个非常重视工业建设的领导人，结果在八纵脱颖而出成为了晋察冀工业干部的代表。后来又跟着李世平他们去东北接管东北工业，很快成为了东北重要的工业干部。

解放之后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成绩出色。王贺守负责的钢铁工业，林大峰负责的能源工业，都为中国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种资历上的差距，在这种较为势均力敌的干部评选当中，起的作用就会非常大。当然魏红军最后选择王贺守，也是为了加强和陈运之间的合作。陈运以后要领导国务院，需要一些熟悉的干部配合他的工作。

陈运的性格，工作风格，一旦碰到强有力的阻力，到时候就不会一直坚持。魏红军可不希望陈运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政策摇摆不定。所以魏红军在国务院干部安排上，还是愿意配合一下陈运。王贺守抗战时期在中组部的时候 ，是陈运的政治秘书。此次选择王贺守担任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算是把国务院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交给了陈运。

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当中都是处于工业化的阶段，所以工业建设一直是经济建设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未来必然是国务院最重量级的部门。这个从任命的副主任人选就可以看出来。林大峰担任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广东省委书记陈韬两个人担任副主任。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在这一次会议上级别也是急速上升。以前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但此次在财经工作委员会下面正式成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级别是相当高的。这个从其他几个委员会就可以看出来。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管理范围也逐渐扩大，铁道部、交通部、建筑工业部，包括民用航空局都受到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到时候全国的城市建设、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港口建设、机场建设，这些都是如此。

贾托福担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铁道部部长滕代原，交通部部长孙大广，建筑工程部部长万利三个人担任副主任。

然后是农村农业发展委员会，这是原农村工作部。之前的农村工作部虽然接受财经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但农村工作部作为政治局下面的部门，是直接对政治局负责的。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农村农业工作是真正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但到了现在农村农业工作虽然依旧很重要，但重要性却是一直在下降。

所以这一次成立的农村农业发展委员会彻底成为了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下面的机构，一切工作都接受财经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张秀善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农村农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农垦部部长王振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少成担任副主任。

此次改组财经工作委员会，其实是为十一大之后改组国务院做准备。这一次的安排其实大致上已经确定了未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名单。

当然这也不是肯定的事情。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一旦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很多安排同样需要调整。不过大方向上，问题已经不大。

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调整之后，会议上继续调整一些机构。当年为了原子弹项目成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后来原子弹成功爆炸，按照规定这个临时成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要取消。可是后来中央要处理机构精简工作，以及深山农村搬迁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以依旧保留了中央专门委员会，总理继续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

中央专门委员会算不上是一个常规部门，但又存在了近十年时间。这十年当中中央专门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不过此次会议上有代表提议取消中央专门委员会，认为这个机构职责不清，很多部门都搞不清楚要怎么对待中央专门委员会。

因为中央专门委员会虽然并不是党政部门的常设机构，但权力又很大。整的好像什么都能管，导致很多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左右为难。

当然主要是因为，总理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大家只能是配合。毕竟总理虽然看起来好说话，可是做事情却是非常仔细，给下面的部委和地方政府很大的压力。现在总理都要退休了，要是中央专门委员会还不取消，还要有人去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很多干部是不同意的。

以前配合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那是看在总理的面子上。换一个干部上去，你又没有掌握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财政权力，凭啥要听你的话。但要是不配合，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谁来负责？所以有个人提出取消中央专门委员会之后，很多代表都同意这个观点。

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取消中央专门委员会。同时为了目前中央专委负责的深山农村搬迁工作，成立农村搬迁安置工作小组。任命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供销总社社长的程志华担任农村搬迁工作小组组长。程志华继续担任新成立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但不再担任国家供销总社社长和党委书记。

由国家供销总社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宏担任国家供销总社社长兼党委书记。

这些都关系到国务院未来的安排，然后是党务部门的调整。全国政协主席伍豪同志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廖诚志同志担任全国政协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党组当中增加一名副书记，是目前统战部副部长黄浩同志。

中共从成立开始历来重视统战工作，所以全国政协的地位一直很高。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任全国政协主席是李德胜同志，之后的全国政协主席一直都是伍豪同志担任。不过十一大之后，魏红军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有主席和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去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情况发生。

当然统战工作依旧很重要。所以全国政协主席的级别虽然会下降一些，但也不会是随便一个干部担任。魏红军和主席、总理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统战部部长廖诚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廖诚志目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过十一大肯定是会进入政治局的。这样未来全国政协工作是政治局委员负责。

政法委书记聂帅提议西南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谢富知调到政法委担任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公安部代部长。同时提议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部部长的杜丽清，不再担任公安部部长职务，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全国政协主席是全国政协会议选举，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是需要人大任命的，这些职务不是党的会议任命的。所以这一次十届五中全会上任命的是全国政协党组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检察院党组书记。

当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些任命就是一个信号。就像是原公安部部长杜丽清，十一大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过这一次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就是为了接替退休的张定成担任检察长，那么还可以干一届工作。

做了这些调整之后，十届五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书记处第一书记陈谈秋的提议，任命中组部部长罗启荣担任书记处第二书记，不再担任中组部部长职务。紧接着会议通过了政治局的提议，任命原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黄可成同志担任中组部代理部长。

陈谈秋继续提议，自己不再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推荐目前中央办公厅代理主任李世平同志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其实早在十大的时候，李世平就应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只不过当时李世平的资历、级别都有所不足，所以陈谈秋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不过这几年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一直是李世平负责处理的。

李世平现在是十一大筹备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十一大秘书处负责人，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这没有什么阻拦，因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随着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十届五中全会正式落幕。可以说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十届五中全会已经是完成了一大半。

1315 政治局会议

十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魏红军紧接着召开了196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这一次会议的议题很简单。

那就是落实十届五中全会达成的一些问题，然后根据十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进行一些人事调整。中央部委的部长职务任命程序是，国务院总理提名，人大会议或者人大常委会议投票决定，最后国家主席签名。

国务院总理提名当然不可能是国务院总理自己决定的，这个虽然符合国务院组织程序，但却不符合中共党内程序。所以国务院总理提名的中央部委部长名单，都是中组部率先拟定候选人名单，然后中组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于候选人进行考察。然后名单上交给书记处审核，书记处再把候选人名单交给政治局进行讨论，最后确定名单之后，再交给国务院总理提名。

这就是为什么人事调整主要是看政治局会议的原因。因为政治局会议才是最后真正确定各个位置干部的会议。但因为前面有中组部、书记处都进行过审核，所以候选人名单到了政治局的时候，大家看书记处的报告就基本上都心里有数。

此次会议的人事调整，先从中央一些重要部委开始。

第一个就是冶金工业部。

原冶金工业部部长王贺守担任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下面的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之后，冶金工业部就需要有人来接手。冶金工业部是国务院非常重要的部委，也是重工业建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委。所以候选人也不少。

书记处最后上交给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足足有五个人。不过大部分候选人都没有说什么竞争力。因为冶金工业部有一个竞争力非常强悍的干部，那就是目前的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吕栋。

吕栋是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出来的学生干部。七七事变会后加入八路军，成为了晋察冀财政系统的重要干部。抗战结束之后去了东北，成为了东北重要的工业干部，当时就是和王贺守和林大峰两个人一起工作，接收和恢复了东北工业系统。后来调到中央，在冶金工业部已经待了十多年时间，在工业领域名气很大。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在冶金工业上，吕栋比王贺守还要出色。

这几年王贺守作为财经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工作就是配合陈运、李福春发展中国重工业建设。而冶金工业部的工作主要是吕栋处理。

此次冶金工业部选择一名新的部长，在工业系统内部吕栋的支持者最多，王贺守也推荐吕栋。所以政治局会议上任命吕栋为冶金工业部代理部长，党委书记。至于正式的部长，还需要走程序。

第二就是石油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这几年成绩实在是太好。当然石油工业部也赶上了好机会，正好碰到了全球石油价格大涨。有段时间石油工业部成为中国获取外汇的最多的部委之一，和日本的合作当时主要靠石油出口。这几年国内的石油生产，石化工业发展都很快。

石油工业是投入多、技术含量高，真正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每年即给国家创造大量的利税，保障国内能源安全。同时每年投入的人力物力又是天文数字。所以石油工业部在中央部委当中地位非常显赫。

正因为石油工业部功勋卓著，加上石油工业部的干部身上一个个都有赫赫功绩。所以此次选择石油工业部部长，是不可能从外面调干部进入石油工业部，完全是从内部选择的。本来雷佳斌要是选择调到中央，那么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不二人选。可是雷佳斌选择继续在地方工作，所以石油工业部部长需要重新选择一个人。

石油工业部自己推荐的候选人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康视恩、宁海，吴平山三个人。他们都是石油工业部这几年崛起的重量级的干部。康视恩是清华大学高材生，石油工业部成立之前就跟着于秋里，担任于秋里的助手。石油小会战的时候，克拉玛依油田的勘探、开发，康视恩全程参与。后来康视恩直接担任卡拉玛依大会战的总负责。在这三名干部当中是属于石油工业的技术干部。

宁海是北洋大学出身，参加冀东大暴动，后来转为军事干部。石油工业部成立，进行石油会战的时候，部队转为石油工程部队。克拉玛依油田大会战的时候人员缺乏。当时康视恩是大会战总指挥 ，宁海带着新成立的石油工程部队支援克拉玛依油田，是克拉玛依大会战的军代表。本来宁海的起点是比较低的，因为当时他只是军队一个师级干部。

不过宁海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学历高，是北洋大学的学生。虽然没有毕业，但对于中共内部来说依旧是高学历人才。加上他后来转为军事干部 ，带兵打仗，战功赫赫，从一名学生成为了第五野战军的师长。正因为宁海有知识，在战争年代又在战场上锻炼过，所以他在石油工业部的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

卡拉玛依油田第一阶段的会战结束之后 ，宁海就被调到胜利油田，后面又去了华北油田。一步一步靠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建设能力、攻坚能力成为了石油工业部的中坚干部。一圈下来之后，级别是蹭蹭的往上走。当然宁海最大的问题依旧是资历太浅，所以目前三名候选人当中概率是最低的。

最后吴平山是政工干部。

他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就是家里是大地主出身，父亲曾经当过汉奸。当然后来他父亲反正，为八纵察西根据地的建立功劳不小，后来又成为了八纵著名的剿匪干部。至于家里的土地，早在土改之前就已经全都分给了乡里乡亲。

吴平山转入石油工业系统的时候，级别比宁海高多了，是兵团级干部。吴平山到了石油工业系统，直接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油田，辽河油田的党委书记。后来雷佳斌指挥松辽油田（大庆油田）大会战之后，吴平山就担任了辽河油田总指挥兼党委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辽河油田的产量稳步提升。

后来雷佳斌调到石油工业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吴平山就去松辽油田接替雷佳斌担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同样吴平山担任松辽油田 总指挥之后，松辽油田的产量也是非常稳定的上涨。吴平山级别够，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和雷佳斌一样，一手去开辟新的油田。主要都是去已经开辟好的油田担任总指挥。但他在辽河油田和松辽油田的工作，还是受到了中央很大的肯定。

政治局经过讨论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康视恩。因为康视恩是石油工业部的元老，新中国成立之立后参与了石油工业部的组建。同时又是石油工业小会战的时候，最早传来好消息，最早把小会战变成大会战的干部。

不过政治局虽然任命康视恩担任石油工业部代理部长，但同时也任命吴平山为石油工业部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