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白菜的苦逼
党建指导员名单上的三个名字让调查组肃然起敬：
李大山（115师侦察连长）：将"三三制战术"改造成"小微企业市场渗透三步法"
王振国（上甘岭炮兵营长）：研发"饱和攻击式营销策略"
赵红旗（大庆油田标兵）：独创"油田会战式生产管理"
"现在年轻人就爱听这个，"李大山展示着学员作业本，某机械厂老板用"持久战三阶段论"制定的五年规划，竟然获得了明远电机的订单。
老英雄拍着泛黄的《实践论》说："当年我们用土办法造边区票子，今天教他们用辩证法赚外汇——都是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调查组刚刚汇报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革命怒不可遏，"荒唐！简直荒唐透顶！"他颤抖的手指几乎要戳穿投影幕布，"日本人站在党旗下给中国党员颁奖？这比当年上海租界的工部局还离谱！"
但另外一位老同志却慢条斯理地翻开笔记本："何老，您知道明远电池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多少吗？两百万英镑，而且每个月都在增加，已经是出口创汇的大户！"他推了推眼镜，"更不用说解决了六百多个就业岗位。"
会议很快分裂成两个阵营。
保守派的炮弹接连不断："把良品率作为党员考核标准，岂不是把党支部变成了生产科？"、"那些个体户学《论持久战》是在歪曲主席思想！"、"让资本家参与民营企业党委领导，本质上就是篡夺党的领导权！"
改革派的反击同样犀利："如果党组织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工会有什么区别？"
"现在全国乡镇企业已占工业总产值23%，难道要让这些阵地自生自灭？"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今天带着群众致富就不是革命了？"
当投影仪打出日照市委《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时，会场响起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
第三条：民营企业党支部实行"海选+审批"制度，候选名单必须包含：不少于30%的一线工人代表；不少于20%的技术骨干；企业主及其亲属不得超过1人……
第七条更引发哗然：允许企业将党组织活动经费列入研发支出，最高可达利润总额的2%。
被招到北京的白长秋站上发言席时，他语出惊人："战争年代，一个连队有没有党支部，战斗力差三倍；现在我们搞经济，若企业有一个合格的党支部，效率能提升一大截！"
他举起明远电池的报表，"明远电池的发展超过我们的预期，因为党支部把日本人的管理、中国人的智慧、我们党的组织力拧成了一股绳……"
白长秋越说越激动："有些同志总问'红旗还能打多久'，我看要改成'红旗怎么插上新高地'！新的时代，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党的领导方式，而把支部建在流水线上，就像当年——把支部建在连上！"
方老爷子一直没有说什么，但听到这里，他侧头对身边的陈老爷子说道，"孙明远眼光不错，找个一个能做事，有想法的枢机！"
“孙明远在日本搞得那一套玩法，真有可能未来搞出一个今村首相！”
方老爷子默然……会议结束前，老爷子发表讲话，确定了三点原则：
不争论：允许日照继续试点，禁止在党报上公开论战
不贴标签：对民营企业党建，禁用"姓社姓资"的定性表述
不越红线：外资企业党组织必须接受属地党委领导。
说到最后，他看向在场的高级干部，缓缓说道："这一段时间，各种争论挺多的，一些同志不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误，一门心思的指责别人资本家这样那样，这是在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党要是连资本家都领导不好，还谈什么领导无产阶级？"
第258章 新路线
白长秋虽然贵为市委书记，但他在中央根本没有跟脚，没几个人了解他，但日照市长董峰就不同了，他正在向总理汇报着日照近期的经济发展数据——港口吞吐量增长27%，日资企业新增23家，孙明远和邓禄普达成协议，孙明远出钱，邓禄普出技术，在日照上轮胎厂……
但总理明显心不在焉，“董峰同志，”总理突然开口，声音低沉而缓慢，“你刚才提到日照的招商策略，尤其是对日资企业的服务优化……这些思路，是谁提出的？”
董峰微微一怔，随即答道：“是孙明远同志上次来日照考察时提的建议。”
总理点点头，目光深邃：“把主席军事思想系统转化为商业战略，也是孙明远？”
董峰斟酌着词句：“孙明远说企业发展和革命战争一样，都要讲究‘根据地建设’。”
“哦？”总理似乎来了兴趣，“具体是怎么做的？”
董峰回忆道：“孙明远搞创投中心，请人讲现代企业管理，一开始不是为培训那些个民企小老板，而是旗下的高管。
日照是抗战老区，他捐了一笔钱，又让请几个老革命讲述当年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经历，他说这既是拉拢关系，又是表示他哪怕做了资本家之后，也不忘本！”
总理微笑着点点头：“老革命讲抗日，民营老板听得进去？”
董峰笑了笑：“一开始确实有人不以为然，但孙明远说，‘搞企业和搞根据地，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得有群众基础，都得有战略纵深，都得能持久战。’”
“他举了个例子，说当年八路军能在敌后站稳脚跟，靠的不是硬拼，而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经济’。企业也一样，光靠砸钱抢市场不行，得扎根产业链，培养自己的‘根据地’，他还说日照就是他的根据地！”
总理有些感慨，“根据地？还真没说错！”
董峰继续说道，“孙明远常说，资本家拿了政策红利，不能光想着赚钱，还得明白钱是怎么来的。那些老革命讲完课后，那些个小老板都感慨，说以前只顾着‘抢地盘’，现在才懂什么叫‘经营根据地’。”
总理轻轻点头，又问：“那明远电池的‘军工模式’，也是他的主意？”
董峰解释道：“孙明远在考察西南搬来的三线军工企业时发现，那些厂的领导虽然待遇不高，但个个都是‘老黄牛’，只要给点政策激励，就能把厂子盘活。”
“于是他在明远电池搞了一套‘军工式管理’——迅速实现生产，完成技术攻关，直接奖励股权或项目分红，一开始大家有些将信将疑，但很快就发现真得挺管用的！
而白长秋同志做过国企管理层，他调研一番后，认为这套模式值得推广，尤其是对国企改革有借鉴意义。”
总理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忽然话锋一转：“日照的日资招商策略，也是孙明远的手笔？”
董峰笑了：“对，他说日本人骨子里‘害羞’，光给优惠政策不够，必须在服务细节上做到极致，八五年那一次回来，他每到一地都要挑剔一番，最后整理下来，各种要求几十页，有的现在还没有实现！”
“比如？”
“比如企业注册时，所有材料提前中日双语备齐；甚至日籍员工的子女入学，教育局都专门协调国际班，这些要求太高，我们只能一步步来！
孙明远说，日本人重‘安心感’，只要服务到位，哪怕硬件不如深圳，他们也会把日照当‘第二故乡’。”
总理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沉默了片刻，办公室陷入短暂的寂静，良久，总理缓缓开口：“董峰同志，你觉得孙明远这套‘军事思维+商业实践’，能推广吗？”
董峰谨慎地回答：“在特定领域可以，比如高端制造、产业链整合，但完全照搬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会有人只学皮毛，忘了本质。”董峰想了想说道，“孙明远舍得给好处，还给期权，但很多外资企业就不同了，孙明远说他们恨不得石头里炸出油，很是瞧不起，还说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共同富裕，不能这样！”
总理的目光骤然锐利，又渐渐柔和，“这个想法挺好！”
“总理，孙明远这样做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的根基浅薄，骤然发了大财，我观察他心里有些不安，他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拉住人……”
“无可厚非！”
问了一圈后，总理又转向到日照党政机关，“董峰同志，你们这个机构设置……很特别啊。国资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局、党委社工局……别的市都是几十个局委办，你们倒好，大刀阔斧地合并，却又新增了几个‘大综合局’？”
“总理，日照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原本只是个高新区，只有管委会，没有完整的行政架构。但发展太快，各种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事情太多，如果按传统方式一个个设局，光研究人事安排就得拖半年，还怎么做事？”
总理微微颔首：“所以白长秋同志决定，先搞‘大综合局’，等有需要了再细分？”
“是的。”董峰点头，“白长秋同志说，机构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规矩’服务的。既然日照是个新城市，那就按新办法来。”
“想法不错！”总理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局……这个局的名字很长啊。”
董峰笑了笑：“这个局是孙明远同志要求的。”
“哦？”总理挑眉，“他一个企业家，还管政府机构设置？”
“他不直接管，但他提了意见。”董峰解释道，“孙明远不认同‘企业办社会’那一套。他说，国企时代搞‘厂办学校’‘厂办医院’，结果企业负担重，职工还觉得福利不够。现在既然是企业出钱，那就该让政府来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总理若有所思：“所以日照的企业不办学校、不办医院，而是直接给政府交钱？”
“对。”董峰点头，“孙明远要求日照出台明晰的政策，养老、医疗、失业等等需要占据职工多少比例，企业给职工缴纳，职工有需求的或者退休了，日照市政府给钱，企业无关。
而日照拿到钱之后，可以把这些钱发展一些具有稳定收益的行业，比如购买国债，又比如比如水电煤气，他这个思路很好，现在随着日照的职工越来越多，这一块有不少钱，而不管是孙明远旗下的企业，还是三资企业都比较认可这样的做法！”
总理沉吟片刻：“这倒是和深圳的‘社会服务外包’有点像……但你们走得更彻底，而且考虑长远的经营，值得推广！”
总理的目光落在文件最后一页：“这个‘党委社工局’是干什么的？别的市可没这个机构。”
董峰神色一肃：“总理，这个局的设立，是白长秋同志和孙明远共同推动的。”
“孙明远又插手了？”总理似笑非笑。
“他说，很多三资企业和民企的高管……不安分。”董峰斟酌着用词，“有些外资企业的外籍管理层，对中国职工态度傲慢，甚至存在欺压现象；还有一些民企老板，赚了钱就膨胀，搞‘土皇帝’那一套，甚至传播不良思想。
孙明远对这一块非常反感，说咱们搞特区，不是让洋鬼子作威作福的，日照要讲服务不假，但不能让洋鬼子有特权，得有人管着！”
“这些事，统战部和工会不管？”
“管，但不够快。”董峰坦言，“统战部主要对接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会目前还有欠缺，白长秋同志认为，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既能领导企业党组织，又能快速处理劳资纠纷，还能监督企业高管的言行。”
“所以‘党委社工局’就应运而生了？”总理问。
“是的。”董峰点头，“这个局有三块职能：一是指导三资企业和民企的党建工作；二是协调工会、处理劳资矛盾；三是处理企业高管的职业操守，发现问题直接约谈，严重的上报市委甚至省委，避免出现丧失国格的事件！”
总理沉默片刻，忽然问：“孙明远的企业也被监督？”
董峰笑了：“明远系是第一个被纳入监督名单的。孙明远说，‘要管别人，先管好自己’，那些人既然拿了他的钱，就得守他的规矩，据说他和洋高管的聘请合同中都有相应条款，若是那些人乱来，他的律师会索赔！”
总理又一次沉默，良久之后，他缓缓开口：“你们的探索……很有魄力。”他顿了顿，“但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比如这个‘国资局’，把好些个工业局、商业局、交通局的职能全吞了，会不会导致管理粗放？”
董峰早有准备：“总理，我们搞的不是‘粗放’，而是‘扁平化’。比如国资局下设‘产业处’‘商贸处’‘交通处’，处长直接向局长汇报，局长每周向市长办公会汇报。少了中间层级，决策反而更快。”
总理微微点头，又问：“如果未来发现某个领域需要更专业的管理，你们怎么办？”
“那就拆。”董峰毫不犹豫，“比如现在教育、医疗、社保捆在一起，是因为日照人口还不多。等将来医疗需求大了，完全可以拆分。”
总理终于露出一丝笑意：“看来你们不是‘一刀切’，而是‘动态调整’。”
“是的。”董峰松了口气，“白长秋同志说，改革不是摆积木，而是搭脚手架——先用最简单的结构撑住，等楼高了，再慢慢加固。”
总理不置可否，突然说道：“日照受到孙明远的影响很深！”
“孙明远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来日照的次数不多，我感觉他在国外待久了，很多事情都想要清晰的规则，有时候宁可多交钱，也想减少麻烦……”
“比如说明远电器把十年的销售权让出来！”
“明远长安汽车也是……”
“绝顶的聪明人！”
董峰的脚步声渐远，办公室的门轻轻合上。总理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沉的暮色，嘴角浮现出一丝哭笑不得的弧度。
“这个董峰啊……”他摇了摇头，低声自语，“到现在，都没有看透！”
总理踱步回到办公桌前，拿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已微凉。他想起刚才董峰汇报时那副认真却略显迟钝的神情——这个他提拔起来的干部，至今仍以为日照的改革只是“机构精简”和“提高效率”。
“他根本没意识到，孙明远和白长秋已经搞出了一条新政治路线。”
正思索间，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
“进来。”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田秘书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总理，您要的日照市党建创新材料。”田秘书长将文件放在桌上，语气平稳，却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深意。
总理抬眼看他：“你看过了？”
“看过了。”李秘书长微笑着说道，“很有意思。”
“怎么个有意思法？”
田秘书长微微一笑：“孙明远和白长秋的这套做法，表面上是在‘优化行政效率’，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义党的任务。”
总理目光一凝：“说下去。”
田秘书长不紧不慢地分析道：“传统上，党的指导思想强调‘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但孙明远和白长秋在日照的实践中，悄悄替换了内核——他们把‘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作为最高目标，而党的组织性则被保留下来，成为推动这一目标的工具。”
总理沉默片刻，缓缓点头：“所以，党的任务不再是‘消灭剥削’，而是‘推动生产力发展’？”
“正是如此。”田秘书长语气平静，却字字如刀，“这样一来，党就可以与孙明远这样的资本家深度合作，甚至……融为一体。”
办公室内一时寂静，良久，总理忽然笑了：“老田，你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吗？”
田秘书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总理，孙明远喜欢谈日韩的发展，您觉得日本和韩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总理挑眉：“他们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子，政府与大财阀合作，集中资源搞产业升级。”
“没错。”田秘书长点头，“但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模式，更是因为——他们用‘民族复兴’取代了意识形态争论，用‘经济增长’凝聚了社会共识。”
“西方模式不能凝聚社会共识？”
“盲目学西方，甚至为了鼓吹西方模式，搞起了逆向民族主义，必然争议不少——孙明远说的那些话，虽然刺耳，但仔细想想有道理！”
总理的眼神渐渐锐利，田秘书长继续道：“孙明远这一套理念，当然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但至少……它是一条‘东方道路’。日本、韩国能靠这条路崛起，中国为什么不行？”
“老田，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红旗。”总理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如果党的任务变成了单纯推动生产力，那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
“总理，红旗的颜色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如何看待它，最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和孙明远这样的大资本家还是有极大的共同利益！”
而此时在西山，张国务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一处幽静的院落，门口的警卫员立正敬礼，无声地拉开铁门。
荣帅披着一件旧军大衣，戴着老花镜，正低头翻看一本泛黄的《解放军画报》，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向门外。
“荣帅，我来看您了。”
荣帅哼了一声，合上画报：“稀客啊，快退休的人了，还有空往我这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