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广东的兵工厂现在很厉害，这有不少人都知道。但六安的这支部队可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他们居然能给孤立在外的根据地的部队也全面换装？
……
“红十字会感谢广州军队在北方的果断进军。也非常感谢广州方面提供的飞机。”
国际红十字会托德·盖尔默委员前几天乘坐一架飞机从广州飞往英山，再以英山为基地飞了几个架次，从空中亲眼看到了高邮湖和洪泽湖的灾情。
“但这次水灾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在空中我看见大片闪亮的水体，犹如一个巨大的湖泊。然而领航员告诉我说这不是大湖，这是高邮湖中泄出的洪水，将整片的耕地完全淹没了。”
“南京政府的统计数字说，在高邮湖决堤事件中有15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苏北因水灾而成为难民的人数多达170万。这只是水灾的一个局部地区。估计在这场水灾中，直接死亡人数超过40万，接下来因为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会超过100万。”
“水灾还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它将重创淮河流域的农业，因为农业基础设施被大量摧毁，此后几年，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的农业产出可能都无法完全回复。”
“总长先生，或许，你们的革命军和联合政府该重新考虑一下。”
陈天衡：“考虑什么？”
“我要说的不代表红十字会，也不代表我的国家，”盖尔默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十几年前我曾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地点是天津和华北地区。在那里我探访了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在天津的外国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也到过华北的很多城市和农村。”
“有一名美军的少校对我说，他到天津上任，驾车外出做了一次短期旅游之后，就意识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既有深重的社会危机，也有深重的农业危机，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
“他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他在华北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生在野外的无主之地的树。没有树，没有燃料，缺少耕地，水利工程正在毁坏，缺少畜力，只有人。无穷无尽的人，他们基本上都处于饥馑的状态，因为这片土地已无法让上面的人民享有充足的谷物了。”
“他直率地说，他在天津看见了一个文明正走在衰落的道路上。”
“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一桩巨大的负资产，你们的政府……或许该放弃它。”
盖尔默说了一大通。陈天衡想猜他说的这个美军少校到底是谁，但这好像没必要猜。
“盖尔默先生，您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革命军中也有很多来自北方的成员，他们的家乡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清楚。但这不会改变我们的决心，因为这就是革命的最终目标。”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联合政府中的国民党人，最基本的革命理想就是‘救国’。中国是由其国民组成的，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四亿多民众的共同体。”
“我们要拯救这个国家，而不是给这个国家‘重新定义’。北方太穷，算了，不救了。如果我们总是灵活地重新定义，那干脆只把广州和附近一块地方定义为我们的革命目标，连粤北都排除在外，那我们或许几年之内就可以说我们达到救国的目标了。”
“可北方人也是中国人，四亿五千万人是一个共同体，无法分开，这是不能绕过去的。”
“我们的奋斗，就是让这四亿五千万人有基本的生存权，有基本的人权，从而让整个民族走出危难，走向现代化。”
盖尔默：“好吧……联合政府在广州运行的这四年时间，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向上发展的势头，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们，如果扩展到北方，你们就会发现要让自己维持向上的势头，并不容易。”
……
“陈天衡。”
“那个……杨度，你还记得吧？”
陈独秀打电话找陈天衡。
“当然记得，总书记，太记得了。对了，你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吧。”
“是啊，是啊，”陈独秀说，“印象太深刻了。”
“但是杨度，嗯，啊，他现在在医院。可能快不行了。我们，是不是去看一看他。”
第八十七章，这个世界不对劲
1931年9月，清末奇人杨度的生命快走到终点了。
自联合政府成立后，杨度就一直住在广州。写书，给报纸杂志写一些文章，与陈独秀冯友兰赵元任等坐而论道，有时候也去中山大学，与讲师教授学生等等更多的人坐而论道。
与原历史稍有不同的是，陈独秀一直不让杨度入党。
不过杨度对此并不那么坚持，毕竟他当年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遁入空门整整三年，佛系是标配。在中山大学的辩论会，也经常有人拿杨度曾怂恿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来诘问他，杨度只是笑笑，也不怎么为自己辩解。
不管怎么说，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杨度不用东躲西藏，而是安稳地呆在广州的居所，回忆人这一辈子，笑一笑苍天，也自嘲地笑一笑自己，日子也还算惬意。
在协和医院下车，陈天衡就想起了那次杨度用耳语对他说的那句惊掉人下巴的话，额头顿时冒出汗来。再看看陈独秀，脸上也差不多的表情。
两人都曾被杨度破过防。
“杨先生。”“皙子，我来看你啦。”
“啊，陈总书记。陈总长。快请坐。”
杨度躺在病床上，说话缓慢，声音虚弱，但吐字是清晰的。
“杨皙子，你真乃奇人，我真的很佩服你，”陈独秀握着杨度的手说道：“在上海那一句话像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当时我是不相信的，并且在心中拼命拼否认。直到托洛茨基把他的学说完完整整地著书成文，我通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和他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只是各自挑了一个视角去说。”
“那，我现在来这里是要告诉你，我们打算阻止这种未来。不一定就会成功，因为未来难以预测，更何况这是要不止一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但我们会向那个方向努力的。”
“正因为我们打算做这些事了，所以，你的那一句话，我现在也不再讳莫如深压在心底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和你谈了。”
杨度微笑：“仲甫，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妙，未来。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陈独秀：“对啊，对啊，事在人为。”
“其实，度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与托洛茨基相提并论，”杨度往托洛茨基的话题说开去，“仲甫你刚才这么说，我实在是惶恐。我接触马列理论时已年过四十，对西学尤其是哲学并不专精，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至今了解尚浅。托洛茨基不一样。在理论方面，他比我强太多了。”
“他的理论，他的思辨，无懈可击。我没有用‘几乎无懈可击’，就是无懈可击，他的所有的推理都是严密的和无法驳倒的。”
陈独秀：“可他的学说却推出了一个实际无法成功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沿着他的这条路走下去。”
杨度：“一道算学题，如果你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每一个计算环节都算得没问题，算出来的结果却是张三正以每秒四百里的速度向你走来，你看了这个答案会如何？”
陈独秀：“额……”
微笑又出现在了杨度脸上：“仲甫，这是一件你至今仍然不愿直面的事。”
陈独秀、陈天衡：……
“我，我我，”陈独秀站起来说，“我去大夫那里看看你的治疗方案。”
……
陈独秀仓皇离开病房。
杨度：“所以无论俄共还是苏共，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就是骂街，有时候还道德绑架，从不辩经，斯大林本人也从不写理论著作来回应托洛茨基的理论。”
陈天衡：“其实这些斯大林都知道。”
“他当然知道。他做的是试图把这些漏洞悄悄盖上，绕过它。而托洛茨基说‘本系统全凭此漏洞运行，不能绕过，要发扬光大’。这就是斯大林纠结的地方。”
陈天衡：“几个月前，我去新丰江水电站大坝工地视察，当时车走的山路，在一条岔道前停车，我看见了前方一条岔道立了张很大的宣传牌，画了一辆摔得稀烂的卡车，写着四个大字‘前车之鉴’。”
“把这一幕画下来的人，无论他作画的的目的为何，在历史上都应该有他的位置的。”
杨度：“你们从未进入那条岔路，直接开进了另一条路。”
陈天衡：“是的。”
杨度哼哼哼笑了几声，闭上眼睛养精神。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
“这个世界不对劲。”
陈天衡：“……我们在做的事业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无法用以往的常理来判断或者预测。”
“我说的是，”杨度看着陈天衡：“你不对劲。”
……
陈天衡起身，看看医生留在床头柜的药，看看吊瓶，看看医疗仪器。
杨度：“蒋介石清共时，他有全国之兵，而共产党只有两张暗牌。”
“到政权初立，仅有广东一省加湘赣的山区，而蒋介石有几乎整个中国。”
“这本该是好手难架群狼的局面，大军压境，虽勉励支撑，然最终节节败退，除非你们集中一切可用之人和可用之资材，竭泽而渔，削平任何怀疑和反对，以极深度的动员和极致一致的思想，孤注一掷于反抗蒋介石，才有可能稳住阵脚。”
“可现在变成了什么？蒋介石两次围剿却一败再败，大军压境之时，广州城内车水马龙，工商兴隆，象牙塔内各种异端邪说轮番现眼。噢，我也是异端邪说之一员。”
“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太对。”
陈天衡：“……”（继续看药方）
杨度：“但是，可能也正是这样，你们对托洛茨基的学说，也能坦然地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异端，并心平气和地、有板有眼地思考和判断。而斯大林做不到这一点。”
陈天衡：“杨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个军事指挥员该做到的事。我们不能失败，广州联合政府不能失败，唯一的根据地不能失败，而我同样也对自己设定了这样的要求。”
“接下来的事，我就看不太懂了，呼——”杨度吁了一口气：“不过也没关系了，我就要成为历史喽。”
陈天衡：“杨先生，您的病情没太严重，会好起来的。陈总书记和我今后还想多听听您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别的地方，还真听不到。”
“我病成什么样我自己知道。我的见解……略有些惭愧，其实并非度一个人所思考而得。”
陈天衡：“噢？”
“那是在民国七年，我隐居佛寺，不想再掺和政治，一个自称晚辈的任姓学生来访，与我在寺中畅谈几天，说了很多。”
“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而前一年恰逢俄国革命，所以我在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这个晚辈也与我聊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等的事，还畅谈和设想了苏俄的未来。”
陈天衡：“杨先生，您的这些见解……是这个晚辈学生和你一起谈出来的？”
杨度：“岂止。有九成是这个学生说的或启发我的。”
陈天衡：“这个学生……姓什名甚？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只知道他也是我们湘人，自称姓任，衡阳城内的一户匠户人家，见我时他还在上海的大学读书……”
……
衡阳。
“陈老板好！”
陈天衡下火车，陈影的影者投资集团战略企划处分析员谭温午在专厢门口敬礼——谭温午当过兵，有点习惯了。
陈天衡：“战略企划处一周就找到了，不错。谭温午，你的工作效率很高，都快赶上总参的效率了。”
谭温午：“在有了那些信息之后，又有衡阳民政部门的协助，这个人其实非常好找。姓任，衡阳城内的匠户人家，有个儿子1918年前后在上海读大学，符合这些条件的，就只有一个。”
“只是，我们知道这家人的时候，发现略微有一点出乎意料的事情。”
“这个任姓的学生，已经去世了。”
陈天衡：“什么？！”
……
“任克兵，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12月，卒于1921年8月。父亲任江至，衡阳本地人，泥水匠人，母亲任周氏，也是衡阳本地人。”
“1917年任克兵考入同济医工学堂，现在叫同济大学，学的工程建筑学。”
“在同济大学就读两年，任克兵忽患疾病，无法自愈，看过医生，医生表示无能为力，于是1920年初退学回家，此后一直呆在衡阳，直到1921年去世。到去世时任克兵未婚，无子嗣。”
“在患病到去世的这一年多时间，任克兵在家中书写了很多东西，在他去世后，任父将他写的文字、阅读的书籍封箱存了起来。”
陈天衡：“这简直太好了。我们……不，我要把他的这几个箱子买下来，或只买书籍抄本也可。”
谭温午：“好的，我待会儿就和任家谈这件事。”
陈天衡：“不砍价，开出什么价就接受。”
谈完这些，谭温午和陈天衡也到了任家的瓦房前。任宅的一间偏房至今还被留着用于堆放任克兵的各种物品，大概任父是想留着做个念想吧。
在这间偏房还有这个英年早逝的任克兵的遗像。
谭温午：“唉，造化弄人啊，年纪轻轻的。”
陈天衡：“年纪轻轻的，发际线怎么这么高啊……”
第八十八章，穿越不好玩，我先撤了
“玛德，我不能死，我要活八十岁！”
陈天衡翻开笔记本，扉页写着这句话。笔迹非常用力，但却写得歪歪扭扭笔画外溢，可揣摩当时任克兵当时心态有多焦躁和烦躁。
这是任老爷子交给陈天衡的木箱里唯一的一本正规笔记本，其他的都是作业本、写在信笺上的手稿。
据任爹说，1921年6月，任克兵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笔记手稿拖到后山付之一炬。现在留下来、交到陈天衡手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任爹对陈天衡说了一些的回忆的话，能大概勾勒出这个任克兵大概的人生轨迹。
简单说就是自小顽劣，十二三岁的时候突然开窍，读的新式中学各种考试战无不胜，并且总嚷嚷衡阳这地方太小，要到大城市去。
用各种办法，1917年如愿去了上海读书，据说在上海滩也混得风生水起，还往家里寄钱，每次都不是小数字。
但在大学读了两年多，任克兵突然患病，西医说是绝症。他颓丧地返回老家，每日就是不停地在纸上写写画画，鼓捣一些任爹完全不认识的玻璃瓶玻璃罐、洋机器，都是他托朋托友从上海送回来的。鼓捣了一年多，1921年8月病逝。
那些玻璃瓶罐和洋机器就放在任宅的侧房，都算是任爹怀念儿子的旧物。陈天衡看了一眼，满柜满架的进口化学实验仪器、生物实验仪器，有多先进陈天衡不知道，但光那台高倍率的詹姆斯-帕克斯显微镜就价值三四千大洋。
——没错，任克兵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拼命寻找能治他的病的方法和药物。但最终失败。
在快死之前，他烧掉了大部分文稿，留下的这一小部分，主要就是医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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