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44章

特别是货币的回收上，中央和地方是牢牢地控制住具体的数据。

因为中国的经济循环就在政府的控制当中。走出去多少钱，但收回来多少钱，是很容易能够计算的。

主席高兴的是，中国民间竟然有这么多钱。

这表明中国人民群众手中是有钱的。

担忧的是，这么多钱收不回来，影响下一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周彬道：“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基层商业活动频繁，人民群众需要一定的货币。这部分资金因为都是在基层流转，所以我们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另外一个是经历过乱世的我国人民群众都有攒钱的习惯，以备万一。”

周彬顿了一下，还是道：“再有就是因为我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很多资本家和地主在革命过程当中都受到了打击。而且后面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因为一些‘左’的政策，打击了某些致富的人群。所以很多人更是选择财不露白。所以银行机构虽然有利息，但大家还是把钱藏在家里，不愿意在银行进行储蓄。”

主席点点头。

道：“我们之前的政策的确是出现过一些偏差，大家没有准确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这方面我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未能够给地方明确的答案。只要不是违背国家政策，国家法律，老老实实的劳动致富应该是鼓励的，支持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不过之前很多干部认为‘左’才是革命，所以对于这种劳动致富有所打击。”

关于劳动致富的问题，主席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已经有经验。

主席是支持“劳动致富”的。

但当时主席的农村政策被称为是“富农政策”，被当时临时中央严厉批评，后来更是作为一个政治路线的错误来批评。

虽然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但余毒还在。

“主席，这么多资金成为死钱并不是好事情。”

魏红军在旁边开口。

金融改革，这不是小事情。

虽然魏红军现在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但金融改革是大事情，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因为金融是放大器，可以把一块钱放大到十块钱。所以改革必须要非常谨慎，同时还需要得到主席的支持。

九大、十大虽然一直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主要是关于工农商发展问题。涉及到金融问题，大家还是非常谨慎的。

主席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对于金融问题谈过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金融一定要保持稳定。

主席从延安开始一直坚持的就是，金融要依附于经济发展，依附于工农业的发展，而不是成为一个单独的资本游戏。

“是啊。这些钱如果就这样在大家手中，那么除了一些日常开支之外，大部分钱就是死的。经济要发展，物资要流通，货币也要流通。现在民间有这么多钱，其中只要有一半资金能够利用上，那么这笔钱完全可以建设一遍鞍钢、武钢、包钢、一汽。”

周彬开口。

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百姓手中慢慢的有了积累。

而且数量庞大。

所有的资金加起来，甚至能够比得上一五计划总共五年国家在工业上的投资。可是这么多资金现在都成为了死钱。

这是多大的浪费。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主席，我和周彬同志商量，想要进一步增加国债的流动性。”

“国债的流动性？”

“是。”

周彬介绍道：“我国之前发行的国债，主要是爱国债。当时很多人购买国债，根本不是真的为了国债的利息。他们主要是为了帮助财政渡过难关。所以我们建国早期发行的不少国债，很多到期之后都没有过来兑付，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想过兑换国债。而且当时我们发行的国债，主要是针对一些有钱人。因为当时能够购买国债的，也只有他们。”

“但这种爱国债只能是一时的，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对于国债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帮助。特别是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民间很多资金在我们的人民群众手中。所以以往的国债发行方式，必须要进行改变。我们应该把国债常规化，系统化，正规化。”

“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国债的公司，同时各个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可以分摊一部分国债。利用他们的渠道，把国债卖给我国普通的人民群众。”

“但人民群众购买国债，最担心的就是资金的安全。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这种安全，那就是增加国债的流通性。”

魏红军和周彬商量金融改革的问题。

像什么股市、债市，现阶段的中国还不能推进，因为时机不合适，党内也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下一步金融改革，魏红军和周彬主要是放在了商业银行的继续推进，以及完善保险行业，最后就是慢慢的构建国债市场。

之所以先发展国债市场，是因为国债是国家控制的。

以及国债的销售负责单位，都是国家单位，国家可以控制国债的运转。如果发展企业债务市场，以现在政府的能力根本控制不住。

所以先完善发展国债市场，培养一批这方面的干部，同时让党内慢慢的接受。

只要商业银行和国债市场、保险行业发展起来，那么新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有了最初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慢慢的进行下一步的金融改革。

主席没有立即说话。

一直在抽烟，一直在思考，好一会之后，才道：“金融要服务于工农业，这才是金融最重要的功能。国债市场要建立，但必须要严格掌握它的发展，不能让它无序发展。而且国债市场不能盲目的推荐，要一步一步推进，稳定最为重要。”

魏红军和周彬两个人都露出了笑容。

有主席的支持，那么中国的国债市场就可以建立起来。

金融要稳定。

这一点魏红军和周彬都是同意的。而且国债市场的发展目标，就是为了筹募民间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 现阶段如果有人想要用国债来发展配套的其他金融领域，魏红军和周彬也不会同意。

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一旦金融市场失控，那么资金流动就控制不住了。资本天生追逐利润，到时候必然会涌入短期挣钱的项目当中。但这个和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是相背而驰的。

主席放下手中的报告，看向了另外一份报告，道：“在香港股市上市？”

1156 改革的一小步

“股市？”

主席陷入了更深的考虑当中。

伟人这个词汇不能随便使用，而主席恰恰是能够承担得起这个称号的新中国开国领袖。中国的革命没有雄才伟略的主席引领，是很难成功的，或者说是无法成功的。

但不是说主席是伟人，那么就天上地下什么都懂。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唯物辩证法的。

很多事情主席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最后掌握了规律。就像是农村包围城市，党支部建在连上，党内军内的民主集中制，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土地改革，这都是主席一步一步观察、调查、总结经验教训得出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也是如此。主席是结合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以及列宁斯大林他们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实践，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慢慢的总结起来的。

主席的九大政治报告就是这样的鸿篇巨作。

主席对于金融的了解，也是根据主席当年在中央苏区，以及抗战时期边区银行、边区币的发展慢慢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的金融虽然有所发展。

但中国毕竟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金融的发展是有很大的限制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管理外汇的中国银行之外，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个银行。也就是前几年才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商业银行。

所以主席对于金融的认识，主要是来源于银行。

主席的金融政策，也都是针对银行的。

像是股市，主席当然知道。

民国时期上海也是有股市的。只不过主席并没有深入了解过上海股票市场，甚至一度共产党人认为股市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年上海的股市，那就是一群赌徒赌博的地方。

可是不代表主席不会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之后，慢慢的出现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其实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基础就是股份制企业。为了理解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解股份制企业，主席是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包括欧美国家关于股份制企业的著作，主席也是读了不少的。但光是靠着这些完全理解股市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实际操作过。书本知识永远都只是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情。这一点主席是非是常明白的。

所以主席想的比较多。

想了好一会之后，主席道：“股市也应该是股份制企业的一部分，但我看香港股市的样子，和赌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主席，现在的香港股市的确就是一个赌场。”

魏红军很直接道：“那些把资金投入到股市的人，很多都是为了谋求股市上的暴利，想要一夜暴富。但股市又的确是一个快速募集资金的场所。”

主席笑了笑。

道：“资本家追逐利润，为了挣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的企业上市，利弊如何？”

“从有利方面来讲，企业可以迅速筹募一笔资金。几千万港币不说，操作好了甚至几亿港币都能够募集。对于我们很多企业来说，短时间之内招募这么多资金，对于企业的发展拥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只要我们的企业，不沉浸在股市一夜暴富的美梦当中。只是把股市当成是筹募资金的地方，然后老老实实发展自己的业务。那么股市的波动，对于企业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周彬开口回答。

为什么那些公司喜欢上市。

有些人妖魔化上市，认为上市就是为了大股东跑路。其实对于不少公司来说，他们想要迅速抢占市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天使投资之类的融资平台还不发达的时候，迅速获得一笔资金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市。

就像是李半城。

他虽然五十年代开始就进军制造业，六十年代开始进入房地产，但在香港本来是属于后起之秀。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实力比他强的华商数量不少。可是他在七十年代迅速崛起，靠的就是让自己的企业上市筹募一大笔资金。而且利用大家对于股市懵懵懂懂的时候，接连增发股票，不停的筹募资金，迅速给公司积攒了一笔资金。这也是李超人能够在七十年代迅速崛起的基础。

现在的香港就是如此。

大量的资金在香港没有地方去，因为香港的金融虽然开始发展起来，但目前也只是发展阶段。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香港股市。

中国有些企业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可以迅速筹募大量资金。

有了资金就能够发展起来。

只要这些企业稳住，不要想着用手中的股份进行新的金融买卖，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业务，是完全可以不怕股市的波动的。

在这方面国营企业目前是有优势的。

因为国营企业的股份，那都是受到财政部、港澳工作委员会或者是国资委的监督的。想要拿着手中的股份进行其他金融买卖，是非常困难的。

周彬继续道：“但也不是说没有弊端。这些公司本来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控制和经营的国营企业，公司经营和财务情况不需要对外披露。可是一旦选择上市，那么就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既然是上市公司，财务和经营都需要接受大家的监督。可能以前有些事情能做，但以后有些事情就不能做。”

主席再次沉默。

一直在看着关于香港股市的内容。

好一会之后，道：“可以少部分试一试。不要大张旗鼓，选择几个公司试试在香港股市上市。不过不能涉及到太敏感的公司，和我国关系密切的，像华润公司这样的，还是需要低调。虽然大家都知道华润公司和国内有关系，但不能太高调。还有我们在港澳地区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那些银行，也不要随便上市。毕竟我们都没有经验，先看看再说。”

上市之后，会发生什么，主席也不好判断。

毕竟大家都没有经验。

所以先试试。

找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公司上市，先积累一下经验。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及时制止，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如果上市的确能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就可以总结经验，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周彬点头 。

道：“我和魏红军同志，还有听耿标同志、古木同志、杨林同志他们的意见，考虑初次上市的公司为我们新建立的新港水务公司、新港电力公司、新港置地公司。我们准备用这几个新公司去试试水。”

新成立的几家公司都是以新港为名。

这里面新港置地公司，是中基建公司下面专门负责香港建设的建筑公司，是中基建11局。是霍营东为首的香港房地产华商邀请过来，参加香港建设的。

有了主席的点头之后，魏红军和周彬这边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

魏红军召开书记处、财经工作委员会、政法委、科学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首先讨论的就是对于中国专利权的改革方案。

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包括国内开始有中外合资企业，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原有的发明权和专利权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原来中国发明权和专利权虽然并行，但其实国内主要实行的是发明权，而忽略专利权。一个人有了发明之后，国家给他一点钱，然后给的基本上都是荣誉，最后这个发明国家使用。之后的步骤就是这个发明在全国各个单位都可以使用，而且是免费使用。因为选择发明权，那么这个发明就隶属于国家的。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专利保护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为了获取垄断利润设立的。所以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又或者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学习苏联走发明权和专利权并行的办法。其中尤其重视发明权，不重视或者打压专利权。

中国也是如此。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国外企业，包括国内中外合资企业，他们才不会放弃自己的利润，搞什么发明权。按照发明权国家给更多的是荣誉，而不是金钱。那些外国资本家，他们要荣誉干嘛？他们要的是钱。所以他们都是申请专利权，而不是发明权。

结果专利权争议越来越多，专利权官司也是越来越多。

中国必须要相对应的进行改革。

包括商业部提出要保护一些重要商标。

中国毕竟历史悠久，虽然经历战乱消失了不少历史悠久的品牌，但到现在保留下来的各种老字号品牌数量依旧很多。

商业部要求保护这些商标。

同时和国外做贸易之后，大家慢慢的对于商标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就像是目前出口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商品，越是名气响亮的品牌，价格就越高。

至于那些没什么名气，品牌不响亮的，只能是以最低价格出口。所以大家都明白商品出口，是需要品牌的，是需要名气的。

不仅仅是出口商品如此。

国内的商品也是如此。

在国内售卖的商品当中，越是品牌响亮的产品，越是卖得好，卖的贵。就像是自行车，全国目前自行车公司数量是非常多的。但卖的最好的，还是那些全国都叫得上名字的大品牌。

虽然党内对于品牌的认识还不能说很深刻，但也都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所以商业部和外贸部都认为应该保护那些历史悠久的“名牌”。

大家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在中国成立国家专利局，试着把发明权和专利权收拢起来，推出一个适合现阶段的发明权、专利权方法。同时包括“商标”的保护，也并入到专利局的管理当中。

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