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虽然二战结束之后,各地区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但顽固的坚持殖民统治,或者一些既得利益者想要延续曾经的殖民统治利益分配的势力还是很强的。这些人都不甘心退出历史,想要继续维护殖民利益。
就像是南非的白人政府,甭管后世网络上怎么怎么吹捧白人政府统治的时候南非经济好,有多么多么强大。但这都是把自己当成了南非白人角色。目前的南非白人政府和非洲独立运动就是互相敌对的势力。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坦桑尼亚肯定是要保住赞比亚,不能让赞比亚发生问题。可是现在赞比亚的问题很严重,这也是推进坦赞铁路的第二个方面原因,那就是赞比亚的经济问题。因为赞比亚经济当中,80%都是靠着铜矿开采,铜矿是赞比亚的经济命脉。本来赞比亚的铜矿都是通过南非港口出口的,但现在南非白人政府断了这条路,不允许赞比亚铜矿进入南非。”
“自从南非断了这条铁矿出口路线之后,赞比亚的铜矿收入没了,整个国家陷入了崩溃的边缘。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这两年财政完全崩溃,国内饥民遍地。虽然坦桑尼亚带头,带领一些非洲国家支援赞比亚生活物资。但坦桑尼亚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包括其他非洲国家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不可能无止境的支援赞比亚。”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赞比亚铜矿出口的问题。只有赞比亚的铜矿可以出口,才能够解决赞比亚目前的经济困难问题。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修筑一条坦赞铁路,赞比亚的铜矿可以通过铁路进入坦桑尼亚港口,从坦桑尼亚港口出口。赞比亚的铜矿储量是非常丰富的,有段时间赞比亚的铜矿出口一度占据西方国家铜矿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
尼雷尔倒是很想支持赞比亚。
但坦桑尼亚本身实力不足,不可能持续的给赞比亚输血。可是一旦赞比亚政府真的无法解决经济问题,那么赞比亚迟早就会完蛋。当然尼雷尔还有一个想法是,改善坦桑尼亚本身的交通问题。坦桑尼亚的交通很差,目前全国只有一条铁路。要是能够建设坦赞铁路,对于坦桑尼亚也是好事情。
所以尼雷尔这两年一直在全球奔波。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经济实力、技术能力,是根本无法独立解决坦赞铁路的。
“苏联没有同意吗?”
陈运开口询问。
自从中南半岛革命成功之后,赫鲁晓夫现在可是牛气得很。认为自己是可以和列宁平起平坐的国际共运领袖。
坦桑尼亚虽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建立的国家,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却是非常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的。对于现在想要继续推动国际共运的赫鲁晓夫来说,坦桑尼亚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
一旦坦桑尼亚倒向苏联,那么以尼雷尔的影响力,说不定能够带动更多的非洲国家倒向苏联。毕竟非洲国家本身就对于苏联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因为从列宁开始,后面的斯大林、赫鲁晓夫他们都是坚决反对殖民,推动民族解放的。非洲独立运动也得到了苏联很大的支持。
刘晓回答道:“自从中南半岛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大部分的资源开始投入到中东地区。特别是赫鲁晓夫去年年末和埃及总统纳赛尔见面之后,和埃及签署了很多合作条款。里面有很多大型建设项目,投资都很大。可能赫鲁晓夫同志觉得帮助坦桑尼亚建设坦赞铁路病不划算,所以拒绝了尼雷尔总统的要求。”
对于赫鲁晓夫要做的事情,的确是很难判断。
之前赫鲁晓夫还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中东地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把埃及都放在了名单当中。可是去年年末和纳赛尔见了一面之后,苏联和埃及又是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条款。
又或者在赫鲁晓夫看来,坦桑尼亚实力太弱,比不上埃及重要。
魏红军问对外经济联合委员会主任方义道:“坦赞铁路大约需要多少钱,你们核算过吗?”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把手,每年也是有一定的支援任务的,帮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所以中央才专门成立了对外经济联合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负责中国支援项目。方义从越南回来之后,就一直负责这项工作。
方义回答道:“因为我们并没有派遣技术人员去考察过,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好说。但英法的技术人员倒是去勘探过这条铁路。根据各方数据来判断,这条铁路的投资应该不会少。我国想要支持坦桑尼亚,大约应该准备10亿人民币左右。总书记,虽然我国这些年经济发展不错,但10亿人民币依旧不是小数目,对于我们的财政压力是很大的。”
1330 争论
听到方义估算,这一次坦赞铁路需要的资金在10亿人民币左右,大家的脸色都是比较凝重。之前国家重量级项目刘家峡工程总预算是6.7亿人民币。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刘家峡工程比预算花费少了一些,全部工程结束的时候应该也就花6亿人民币出头。
再说说宝成铁路,一五计划刚刚建的时候也就花了1.3亿人民币。1958年宝成铁路开始了电气化改造,到今年就能够全线改为电气化铁路,前前后后总共花费2.7亿。
现在坦赞铁路需要的钱比刘家峡工程更多,还是宝成铁路铺设和电气化改革的2.5倍价格。这么高的预算大家当然是变得非常严肃。陈运开口道:“虽然不是一次性的投资,但十个亿的投资对于我国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现在国内建设哪里不需要钱。
而且国内经济发展快,对于货运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铁道部门口全都是排着队要求铁道部在自己省份建设铁路的申请。国内的铁路建设现在还有很多的空缺,更何况是去遥远的,并不熟识的非洲去建设一条近2000公里的铁路。
陈运负责中国经济发展,对于钱格外敏感。
当然不是说中国拿不出这10个亿的资金。现在的中国咬咬牙不要说是几年筹募10个亿,就是一年筹募10个亿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么一大笔钱花了,总要有效果。毕竟这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如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党内必然会有很多说法。
陈老总道:“从我们推进的积极外交,再从国际主义精神来看,对于和我们友好的坦桑尼亚,我们从道义上还是应该要帮助的。我国的外交不是一时一地的外交,而是要延续几十年的外交。”
“我们历史上和非洲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但非洲毕竟是一个拥有40个左右国家的大洲。而且从目前非洲独立运动的情况来看,未来非洲国家数量还会增加,成为世界上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未来我们不可能忽视这股力量,肯定是要和非洲有更多交流的。而从哪个事情开始打开和非洲国家的外交,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
“坦赞铁路不是小事情,而且就如方义同志说的那样,投资非常大。但若是我们真的能够帮忙解决坦赞铁路,那么我国的政治、外交就可以在非洲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尼雷尔,能够得到非洲近半国家的支持。”
“当然我这都是从我国外交的发展来考虑的。坦赞铁路毕竟投资大,而且非洲大陆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清楚。”
国际共运的发展,国际主义的义务,这都是冷战时期中苏两国要坚持的。
中国就算是再怎么务实外交,但有一些国际援助的义务还是要承担的。因为这是国际共运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稳定的基础。
当然相比起这些,陈老总考虑更多的是打开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局面。目前中国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不在少数,但都只是名义上建交,双方之间的来往很少。中国在非洲来往最密切的当属埃及,至于其他非洲国家就连民间来往都很少。
不过别看表面上大家没什么来往,但其实间接的来往还是非常多的。
目前非洲市场大量的生活用品其实都是中国生产的。只不过这些物资都是通过英商、法商流入了非洲国家。非洲国家不知道这些物资是中国生产的,中国也没有渠道直接和这些市场建立联系。中国和非洲国家中间,始终是有欧洲殖民国家拦在中间。
所以陈老总才会重视这一次合作。
虽然坦桑尼亚人口才一千多万,但因为尼雷尔的存在,所以在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地区影响力真不小。中国一旦和坦桑尼亚合作,那么就可以打开中国和非洲直接交流的通道。
“陈义同志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和非洲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渊源,所以以后想要增加来往,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也不是一两件事情就能够迅速改变的。我们需要长时间的互相合作,彼此了解,才能够持续的推进双方的关系。”
“我们和非洲国家之间,不管是政治上的合作、军事上的合作,还是经济上的合作,都需要一块砖一块砖的垒起来。不能想着一蹴而就,短时间之内就彻底改善关系。同时更不能想着今天合作,明年就能够获得利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邓希贤开口支持陈老总的意思。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中国想要在非洲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那么就要去耕耘这片大陆,慢慢的改善双方的关系。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突然之间双方的关系就会好起来。可能这个改善的过程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有多少利润。但这种前期打基础的工作又不能不做。
陈老总再次开口道:“1963年联合国大会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南斯拉夫、新西兰共同提出一个联合宣言。提出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被动地位,改善日益恶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环境,阻止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
“等到了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当时参与会议的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再次发表了‘联合宣言’。要求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以此组成一个集团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谈判。”
“随着六十年代世界上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大。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除了是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之外,他还是坚持‘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导人。在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为了世界秩序博弈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独善其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存在。
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上,二战之后的国际贸易协定就是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个贸易协定表面看起来的确是比较公平。但在这套贸易规则之下,发展中国家完全沦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地,以及原材料提供国。
以前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根本无法和发达国家对抗。发达国家说什么,发展中国家只能是遵守。不过随着“不结盟运动”的高涨,独立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也在稳步上升。这些发展中国家不满现在的国际经济规则,想要改变这个规则,争取更多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结成联盟和发达国家谈判。
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七十七国集团”。
“面对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主席倡导的‘新型大国理念’,以及经济上的‘三个世界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外交工作。”
中国的外交工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模糊的。
因为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在外交上就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后来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把手,所以中国的整体外交政策都要看苏联,看国际共运,看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虽然看起来中国的外交是独立的,但其实中国是不可能脱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发展自己独立的外交路线。整体的外交路线和苏联分别不会太大。
这种情况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因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当中闯了大祸,所以需要中国帮忙,只能是给中国外交更多的独立自主权。不过就算是如此,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整体的外交思路依旧不是很清晰。就像是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只是一种外交的态度,而不是整体外交的战略。
中国要甩开苏联另起炉灶?但如果中国外交想要另起炉灶,那么中国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处理外交问题?这些都是现实性的问题。要是不解决这些东西,那么就算中国说中国的外交是独立的,别人也不会相信。
真正出现改变,还是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理念”。虽然没有直接说未来的世界是“多级世界”,但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国家和资和本主义国家共存,世界大国要发挥新的作用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分析就是一种“多级世界”的理念。
正因为有了主席“新型大国理念”的理论出台,中国的外交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战略。因为主席公开发表这个理论之后,表明中国开始把自己从苏联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以世界大国的立场上开始处理问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以“新型世界大国”的身份有条不紊的推进和欧洲大国英法之间的关系。
然后主席接着提出了关于经济上的“三个世界理论”。这是主席提出“新型大国理念”之后,提出的又一个重要国际理论。不过主席担心“三个世界理论”的推出,会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的混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所以不像是历史上那样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而是提出了经济上的“三个世界理论”。这算是“新兴大国理念”体系的一种补充。
主席提出美苏是世界经济霸主、工业霸主,是世界经济上的第一世界。欧洲老牌工业国家和日本,都是属于二战之前就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实力、工业实力虽然比不上美苏,但也是世界工业强国。所以他们属于世界经济版图上的第二世界。而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属于未完成工业化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版图当中的第三世界。
主席提出经济上的“三个世界理论”,和目前国际上“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呼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给出了理论上更加明确的判断。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复杂。
就像是英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非常多。甚至如果说经济上的合作来说,中英合作仅次于中国和苏联的合作。如果从活跃度上来说,中英之间的合作完全可以和中苏之间的合作相比。
但中英之间不是只有合作,也有矛盾。
英美是盟友,中苏又是一个阵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很多分歧和斗争的。又从整体的国家贸易发展来看,中国和英国也是矛盾很大。中国要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好的贸易规则。但英国当然不愿意,因为现在的贸易规则有利于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即合作,又斗争,这才是现实。
很多人看到两国发生一些争端,就觉得这两个国家关系破裂了。又或者看到两国有了合作,就以为两国关系多么多么好。这都是不客观的判断。
因为国与国之间,合作和斗争始终是一起存在的。
“我们支持坦赞铁路,支持的不仅仅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包括支持非洲独立运动,支持发展中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这对于我们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对于目前国际上‘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也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陈老总负责整个外事工作,考虑的不单单是外交关系,还有整个中国在全球的战略。
中国目前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主要是靠着他们曾经的宗主国。但中国不可能永久的支持这种模式。因为中国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还是要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改目前世界上很多规则,让规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魏红军看向了陈运,发现陈运在沉思。至于邓希贤、李福春两个人都是支持陈老总的意思。因为坦赞铁路不只是一个铁路,更是中国和非洲独立运动的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合作的一个姿态。这一步中国是一定要走出去的。就算不是坦赞铁路,但也会有其他的合作。
可是为什么陈运一直不说话,就是因为坦赞铁路的难度很高,最大的难题依旧是出现在钱上面。
“方义同志,关于坦赞铁路,你们做过核算吗?如果我们真的投入了十亿人民币,怎么收回这笔钱?还是我们免费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魏红军听完大家的讨论,问了对外经济联合委员会主任方义。
方义道:“总书记,如果只是铺设一条铁路,光是想着靠铁路来收回这笔钱,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经济情况,铁路建设之后就算是有利润,利润也不会太高。靠着铁路不要说是十年,二十年估计都收不回这笔钱。”
铁路是挣钱,但也要看是修在哪里。
方义负责对外援助,也参与很多对外工程。对于铁路建设就更加清楚。因为目前中国在中南半岛进行的那些铁路建设,方义都是全程参与过的。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想要靠着铁路赚钱还中国的贷款根本不可能。
“在其他国家修铁路,这方面英法殖民者是最有经验的。我们如果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当然是不能和殖民者、帝国主义他们一样。毕竟这些殖民帝国修筑铁路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要么是为了更好地调动部队,稳固自己在殖民地的统治。我们是为了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是我们之间虽然目的不同,但在修筑铁路上,英法这些殖民者毕竟有更多的经验,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当中总结一些适合我们的方法。”
会议开始之后,一直不说话的周彬开口道:“我们如果修坦赞铁路,不能只是把它当成是一条铁路。我们应该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制定一份详细的经济发展计划。这条铁路要有金融方面的支持,铁路沿线的产业部署,我们和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之间的贸易,这些东西都应该统筹考虑,统筹安排。要把铁路建设和坦桑尼亚、赞比亚的经济发展挂钩,让我国可以参与坦桑尼亚、赞比亚经济发展规划当中。”
此次中英合作,英国产业大转移的过程当中,最活跃的不是实业资本,而是那些金融资本。此次产业转移,金融资本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不管是银行还是保险机构,都是积极参与这一次的中英产业合作。而金融资本的参与,对于推动这些产业转移的作用非常明显。
周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学到了很多。
如果中国只是出钱帮助建设坦赞铁路,那就是浪费了这么重要的,投资额这么高的一项大工程。以后如果还有这种工程呢?到时候怎么办?难道一直只是走中国出钱支援的道路?中国不是苏联,没有那样的家底,可以不停地支援。
李福春点头道:“周彬同志说的有道理。我们目前在中东接了那么多基建工程订单,带动了我国金融在中东的发展,带动了国内建筑配套产业的发展,甚至也在带动我国家电产业的发展。虽然非洲的情况和中东不一样,但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1331 合作模式
魏红军在会议开始之后,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一直在听大家的争论,只是偶尔询问一些问题。等大家充分发表各自的想法之后,魏红军开口道:“同志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从各方面论证了坦赞铁路的重要性,也谈了坦赞铁路的困难问题。同时把坦赞铁路和非洲独立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联系在了一起。”
“那我也说说我的看法。首先我们的对外合作,不管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合作,还是跟亚非拉很多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又或者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的合作应该是共赢的模式,因为只有共赢的合作才有持久的生命。”
“如果合作当中,有一方是持续吃亏的,另外一方一直以来都是受益的。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这种合作必然会一拍两散。因为最后不仅吃亏的一方会不满意,受益的一方也会不满意。只有双方都受益的合作,双方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维护合作,更多的动力去推动发展。”
“我们目前有些干部在对外工作上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准确的理解这个问题,不把合作共赢的原则当一回事情。我们作为马列主义政党,推动国际共运,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时候,总是以为单方面支援对方那就是正确的。但这种支援就是一种竭泽而渔的,不可能持久的合作。”
外交工作的战略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你换一个工作风格的干部,工作思路的干部,就能够迅速改变的。因为这是涉及到整个对外战略,涉及到整个系统思想理念的问题。
对外支援,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有的。当然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接受过这种国际主义支援。
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白求恩医生的故事。
主席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当中,就明确的指出了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主席就是这么直白的解释了国际主义精神。当然这也和列宁同志,包括第三国际成立之后推动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理论是有关系的。
就像是被很多人批评的“武装保卫苏联”,其实也是这种理念的延续。当时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认为,苏联代表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当时中国的军阀是代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落后阶级。所以当苏联和中国的军阀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才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的口号。不过这种口号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候,是被本国很多人诟病的,排斥的。
虽然中共后来改了“武装保卫苏联”这样的口号,但延续下来的国际主义理论,也开始指导革命成功之后的新中国外交。但新中国外交只是笼统的吸收了这种思想理论,并没有把这个理论加以发展起来。外交部一直以来的思路都是,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从殖民地走出来的国家也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但都是“国际义务”模式的,单纯的经济支持。
这种模式就像是古代发生灾害的时候,一个朝廷大臣家里天天开粥棚施粥,看起来的确是在帮助那些难民。但如果朝廷没有一个完整的赈灾方案,而是靠着这些朝廷大臣施粥模式赈灾,那这就是一次失败的赈灾。在这种灾害当中,朝廷大臣可能靠着施粥获得一些名声,但却是不合格的朝廷大臣。因为制定一个完善的赈灾方案,以国家力量联合社会力量完成赈灾才是真正合格的朝廷大臣。
魏红军就是要改变外交领域这种支援模式。因为坦赞铁路不是对外支援的第一个项目,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项目。这种对外经济支援是世界大国都无法避开的。但如何进行经济支援,却是要好好考虑的。
“对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也是非常鲜明。那就是‘共同富裕’,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节制的,无条件的,盲目的进行资金上的帮扶。这种模式的‘共同富裕’,最后的结果是会消磨经济发达地区的积极性,同样也会让欠发达地区依赖国家的扶贫,不仅失去了自我造血的产业,也会失去自我发展的心气。这种‘共同富裕’是我们要坚决抵制的东西。”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是一样的。老祖宗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要支援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是今天给一些钱,明天给他们一些生活物资,后天帮他们修建一个工厂,或者修建一个铁路。这样的模式是无法帮助他们真正发展起来,无法让他们拥有真正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能力的。”
“坦赞铁路如果真的要修,那么就如周彬同志和李福春同志说的那样,我们不仅要把铁路和坦桑尼亚、赞比亚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更要围绕着坦赞铁路,给他们制定一个全方位的,共同发展的产业。”
中国是推崇“不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在经济支援上很多时候也是孤立的,独立的某个项目的支援。就像是历史上中国援助建设坦赞铁路,就只有一个坦赞铁路。中国说给你们修一条铁路,那么就真的只修了一条铁路。
但其实坦赞铁路是横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东西两端的重要铁路,放在中国就是铁路干线,是交通动脉。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刚刚从殖民地独立出来没多久的国家,虽然知道铁路的重要性,但如何利用铁路发展经济,开发铁路的潜力,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因为他们就没有这样的知识,更没有这样的见识。
可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发展到现在,如何利用铁路,如何围绕着铁路发展,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中国在中南半岛的铁路建设,都是把这些考虑进去的。所以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围绕着这条铁路做一些动作的。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对外合作的原则性问题。我再说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总结了刚刚同志们的意见,具体列出一下几方面。同志们到时候可以再补充一些。第一,资金风险的问题。刚刚同志们都说了,坦赞铁路可能需要10亿人民币左右的投资,这笔投资想要用铁路收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坦赞铁路的建设,资金风险是非常大的。”
“同志们,10个亿的投资,如果收不回来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些钱都是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财富,我们必须要精打细算。”
“周彬同志刚刚也谈过,欧洲国家推进这些大型工程的时候,都会伴随金融的支持。而金融的支持,除了筹募资金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分摊风险。我认为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10个亿的资金,中国不是拿不出来。但这么大额的投资,必须要分摊风险,把其他一些国家也家拉进来才可以。
“赫鲁晓夫同志虽然拒绝了坦桑尼亚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不是说这条路就完全堵住了。尼雷尔之前靠近中苏,靠近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因为国际共运的主要主张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我们的主张和非洲独立运动的主张相符合,所以尼雷尔愿意和中苏保持友好的关系。但坦桑尼亚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拒绝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尼雷尔率领坦桑尼亚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呢?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赫鲁晓夫还能够这么直接的拒绝吗?”
尼雷尔目前是学习一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可是坦桑尼亚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算不上是苏联真正的小弟。可是一旦坦桑尼亚真的愿意走社会主义呢?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呢?
历史上非洲正经爆发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运动。非洲也出现过好几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非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苏联的解体,也遭遇了失败。这里就有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
“这个的确是有可能的。”
邓希贤点头道:“尼雷尔去年访问我国的时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政策非常感兴趣,也表达了想要学习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想法。后来回到坦桑尼亚之后,他公开表示过,非洲国家想要摆脱殖民,走非洲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是有效的。”
去年尼雷尔访问中国的时候,主席和魏红军都见过尼雷尔。
不过主要是谈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事情。毕竟中国和坦桑尼亚之前没有任何关系,尼雷尔第一次访问中国也不可能谈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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