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不求生 第28章

　　毕苏斯基告诉斯梅托纳：“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之间，有着长达半个千年的传统友谊，只要德国人不勒令波兰军团伤害立陶宛人，我当然愿意率部去北方作战。”

　　毕苏斯基顺着维斯瓦河的流向，慢慢将目光投向维斯瓦河的入海口，那处海湾，波兰人称之为格但斯克，德国人则称之为但泽。

　　“我决心去北方与浮士德合作，就让我们看看，这个异军突起的德国英雄，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图谋吧！”

第六十六章 国社党的理论

　　毕苏斯基表态北上，这对浮士德来讲自是一件好事，但话说回来，即便浮士德没有通过西科尔斯基上校向毕苏斯基释放善意，浮士德也不认为毕苏斯基就真有办法拒绝自己。

　　起码到目前为止，整个俄属波兰的大多数土地都被德军占领，波兰军团名义上从属于奥匈帝国，实际奥军自己都自身难保，需要听从德军总参谋部的指挥，更遑论波兰军团。

　　总参谋部已经做出决定，命令波兰军团接受大德意志团的监控，别说波兰军团只有三个师，就是波兰军团有十三个师，在德军东线百万大军面前，也还是不值一提，毕苏斯基对德国人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

　　毕苏斯基也可以选择头铁，拒绝德国人的命令，就像后世历史中波兰军团的“宣誓危机”那样，拒不服从，结果就是一万多名波兰军团的士兵被关入俘虏营。

　　浮士德给了波兰人一个更好的选择，毕苏斯基思虑再三，肯定是没有拒绝的道理。

　　在柯尼斯堡，大德意志团难得拥有了一整个月的休整时间，浮士德一边掐指计算俄国那边剧变的时间表，一边也用这一个月的窗口时间，对自己麾下的部队做了更进一步的整顿。

　　国社党从前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已经要求大德意志团，下至每个连均要建立国社党的党委支部，下至每个班、排，也都要设置隶属于国社党的士兵代表会。

　　但这些措施，不是浮士德自己拟一份章程，便马上就能像游戏里点科技树那样，立刻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切都还需要时间，除时间以外，也还需要干部人员。

　　干部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德军士兵普遍受教育的水平，在1917年的今天来讲，可以说是冠绝世界，哪怕是最贫苦出身的士兵也都至少完整读过小学，一个识字率99%的国家，按理来说，不该缺党员干部，缺的主要还是能够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党员干部。

　　国社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是很美好，浮士德在纲领里也尽量照顾到各种人群、照顾到方方面面，可是普遍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德军士兵，可不傻，大家都知道美好的纲领一定要有代价。

　　所以，二十五点纲领的代价是什么呢？

　　这一点，浮士德没有欺骗大家，他知道对于国社党的内部，对于德国人民，任何欺瞒的手段都只会遭致最恶劣的结果，所以浮士德未来想干什么，他是觉得很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向所有人都解释清楚。

　　国社党召开的第二场党员代表大会，谈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回，开会的地点还是在柯尼斯堡的威廉兵营，兵营中有一座腓特烈大帝时期修筑的路德宗礼拜堂，路德宗讲究节俭的风气，礼拜堂内装潢朴素，看起来真没有罗马尼亚人的教堂辉煌华丽。

　　“有些新晋的党员朋友，时常问我，就是说，哎、浮士德先生，您所讲的二十五点纲领，一切都很好，每句话大家都爱听，唯一的问题，就是代价是什么？要推行二十五点纲领，肯定要花钱，钱从哪里来？”

　　浮士德这回还是先让小胡子和佐尔格，向众人散发一份小册子，小册子的标题就叫做《国家社会主义ABC》，里面的内容，也就是今天浮士德召开党代会要讲的内容提纲。

　　“这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所有的政治问题归结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归结到底就是关于钱从哪里来和怎么花钱的问题。”

　　浮士德高高举起他手里的那本《国家社会主义ABC》，向这些刚刚加入国社党没两个月时间的士兵们讲道：

　　“在经济方面，我们要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金，要废除高利贷，要维护平民商业，要建立可以保障德国人健康的全面医疗保险，这里的每一点都需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呢？在《国家社会主义ABC》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章，开篇我们就讲明，国家的责任是取财于富有者、以调剂贫乏者。”

　　“在战争时期，在革命之中，则有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取财于托拉斯、征地于诸侯，这样，就解决了资本和土地两大问题。”

　　在这方面，当然有人质疑：“这违反了路德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还有人，趁机讲起了当年波茨坦磨坊的故事，这则小故事非常有名，讲的是腓特烈大帝决定在与一个风车磨坊一墙之隔的高地建无忧宫，结果，磨坊刚好把无忧宫面前的风景挡住，腓特烈大帝想买下这座磨坊，将其拆毁，磨坊主却以王宫影响其磨坊风车的风力，遭受巨大损失为由向国王提起诉讼。

　　波茨坦的无忧宫磨坊，就此成为象征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圣地，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当德国统一以后，这则难辨真伪的小故事，就更成为宣扬霍亨索伦王朝尊重资产阶级法权“神圣德性”的高贵传奇。

　　浮士德不以为然：“这需要我们明确对财产的看法。我认为对私有财产宗教般的尊敬，一定会扼杀德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冯·施泰因男爵当时说过的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启发：如果国家要实现自由和荣誉，就必须给予这个国家被压迫的那部分人财产和共同决定的权利。”

　　浮士德接着说道：“在冯·施泰因男爵的时代，那时被压迫的是农奴，他们耕种土地，却没有任何财产，甚至连自己身体的所有权都没有，所以必须解放农奴。施泰因男爵解放农奴的时候，因为要分配给农奴可供耕种的土地，却没有荒地可用，施泰因男爵就从容克手里没收，那时候，哪一个容克敢说他的土地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背叛了德国，会被霍亨索伦王朝处以极刑。”

　　“私有财产制是为小农社会设计的，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因为土地可以被分割成小块耕种，每家每户拥有一小块耕地，即可自给自足，但随着中世纪德国农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每个村庄都开始需要疏浚河道、修筑水利设施，这时候水利工程就不再是能被分割成小块的私有财产，教会、村社、自由市、商业同盟……在古代德国的土地上，这类组织开始修筑水利，我们将这称为公共事业。”

　　“在工业领域，事物的表现形式和小农经济不同，土地可以被分割成小块，水坝却不行，同理，工厂也不能被分割，在一些大的工业企业内，每一间工厂又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更大的工业联合体，要是把这个工业联合体拆分成若干小份，则每一小份都会丧失生产能力。”

　　“所以，工业的生产一定是社会化的生产，没人能像耕种土地一样，不存在一家一户就能搞好一个工业联合体，可在所有制上，需要全社会联合起来搞生产的企业，所有权却不属于社会，而是属于私人，从逻辑上来讲，就很不合理。”

　　“浮士德先生！”

　　台下有人囔囔道：“先生，世道向来如此，几千年来、几百年来，都是这样，如果企业不属于私人，而是属于社会，又到底该怎么做呢？”

　　有一位带眼镜的排长也站起来，看他样子就是有些文化：“浮士德先生，对企业实施社会化，所谓的社会化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明天国社党就在柏林夺权成功，你会立即对克虏伯公司做什么？ 股东、工人、财产、利润、指导方针，你会怎么做？”

　　另外一名刚刚在预备军官学校结课的年轻军官，也说道：“对，企业的社会化，是怎么样的景象呢？德国的铁路向来就不属于私人投资范畴，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浮士德先生所说要对企业实施社会化，看来就是要把德国的大部分企业，都变成普鲁士国铁公司和帝国烟草垄断局。”

　　还有人提到：“在古代的汉萨同盟，因为财政方面的困难，曾经一度把汉堡和吕贝克的妓院都改为国有经营，浮士德先生，汉萨同盟也是对妓院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嘛！”

　　德国军人的受教育水平本来就不低，大德意志团作为德军的王牌精锐，能加入这支部队的士兵，当然又都是全军的佼佼者，很多人都是文理中学毕业，还有不少人和浮士德一样，拥有大学文凭，军官们则全部受过十分严格的军校教育。

　　这些人的思考水平肯定不低，他们会做如此的讨论，本来也在浮士德的预料范围之内。

　　简单的空话，或者是仅仅煽动热血的情绪之论，短时间内可以激发人心，长期来看，是很难说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

　　所以纳粹崛起的过程之中，希特勒的雄辩，还必须建立在施特拉塞兄弟、鲁道夫·荣格和戈特弗里德·费德等理论家的学术基础之上。

第六十七章 社会化抚养

　　简单的高喊“没收诸侯土地”、“国有化托拉斯财产”，十分简单，这用不着浮士德，随便一名喝酒喝大了的德军士兵，都能喊得出来。

　　可是要让那些受教育的德军精锐，也接受国社党的革命理论，浮士德就得讲清楚，在“没收诸侯土地”、“没收垄断托拉斯财产”以后，要怎么办的问题。

　　“革命之后，要怎么办，我来告诉你们，你们都翻开手里那本《国家社会主义ABC》的小册子，翻到第二章和第三章去，这两章就是国社党对‘革命之后怎么办’这一大哉问的解答。”

　　国家社会主义ABC的第二章，标题是“财富的社会化证券革命”，第三章的标题是“出身论与资产税”。

　　“财富的社会化证券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在对诸侯地产、托拉斯财产进行强制没收以后，如何经营这些资产的办法。

　　国社党针对这些资产进行经营的方式，原则上来讲在所有权方面，就是对资产进行证券化，用证券股票的形式将垄断资产阶级的企业财产重新分配给全国人民。

　　但如果只是做到这一步，那就充其量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意味的“劫富济贫”而已，无非也就是古代很多政权都搞过的均田而已，只不过均的不是田，而是企业。

　　关键在于，这些企业证券化以后，人民对自己获得的企业证券，其实是没能力进行经营的，结果他们肯定是会把手里的证券以低价卖给少数人，又养成一批新的寡头。

　　在这过程之中，应由国家出面组织若干个大型的投资基金，人民要强制将“均田”得到的企业证券，投给某些投资基金，由投资基金代为经营管理，人民则可以经营过程中获得证券的分红。

　　要把这个过程，形容的更为生动，那就可以将其比喻为工业领域的“人民公社集体化”，“人民公社集体化”是首先通过土改分田来争取群众和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分田以后，则又要分得土地的农民重新以“人民公社”的形式集合起来。

　　在国社党的“社会化证券革命”里，就类似于二战后的所谓“莱茵模式”、“人民资本主义”，也就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和大量小额股票的发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已经分散，大量的小额股票持有者已变成了股份企业的共同占有者，资产所有者在管理企业方面已退居次要地位，领导权已经集中到技术生产知识界的职业经理人手里。

　　这套理论确实有一些道理，通过分散资本所有权，即以发行小额股票的方法，来制造新的资本家，最终造成一个“全民都是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

　　问题在于，人民资本主义的体系下，工人持有少量股票并不能对企业管理产生多大影响力，只有拥有达到了控制额股票量的人，才是真正的资本家。

　　不过，若工人人均持有的少量股票，可以团结为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就可以对企业管理产生强大影响力，在现代，很多国家的养老基金、国民年金，都是如此，问题是这又滋生新的问题，那就是工人基金的所有者确实是工人而非资本家，可是工人基金的管理者，也就是具体的操盘手，肯定不是工人，而是一些专业的经理人。

　　这就会造成和一般性国有化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资产的所有权确实属于工人，可是资产的管理权，在一般性国有化中归官员管理，在社会化证券革命后，则归职业经理人管理。

　　国社党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分红，直接从社会化基金中获得即时的收益，并且每过一段时间，可以是五年、八年或十年，所有的基金都应该实施“定时强制赎回”，证券资产要重新回到持有者手中，使他们有权再重新选择一支国有基金。

　　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至少在土地方面，很多国家其实都做过类似的尝试，很多国家实施均田改革以后，就会规定，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所有均田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土地，都要重新收归公有，然后再做一次均田分配。

　　这里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沙俄的村社土地由成员共同拥有，定期平均分配，一八九三年改革以后则规定，村社土地至少十二年重新分配一次，嗯……从那时算起，一八九三年的十二年以后，就是爆发了革命的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五年的十二年以后，就是又即将爆发革命的一九一七年。

　　在俄国人看来，村社土地的每次重新分配，都是一次社会矛盾的总清算，然而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

　　这不奇怪，因为俄国人的行政管理能力相对列强而言，非常有限，其实根本处理不过来十二年一次的全国村社土地重新分配，所以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必然是弊病丛生，权力寻租和贪腐问题不断，本来是要缓和社会矛盾的举措，却反而激化了阶级矛盾。

　　而国社党提出的社会化证券革命，这对俄国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尚不成熟的国家来讲，也很不现实，俄国还不曾拥有过一个比较发达的证券市场，在这方面别说是经验，就连尝试都没多少，大部分俄国人更是一辈子从未与金融、证券打过交道。

　　社会化证券革命，也未必是比一般性国有化革命，更有效率的政策。

　　国社党选择社会化证券革命，一是“社会化”而非“国有化”，本来就是这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和财经人士中间更为流行的一种思潮，二是不同俄国，德国人在观念上对“国有化”的印象就很不好。

　　思潮方面，德国社民党已经去世的左派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便是社会化革命的理论先驱，考茨基也是个中能手，后世德国一战战败后短暂的革命时期，考茨基在艾伯特政府中担任的就是社会化委员会主席一职。

　　《国家社会主义ABC》小册子的第三章“出身论与资产税”，内容就更为石破天惊。

　　这章的标题就提到“出身论”，不过与其说是出身论，不如说是“正义论”，因为其中更多强调的是“公平正义”。

　　第三章的开头就提出，正义在社会制度中是具有优先位置的，正义是衡量国家法律以及社会组织的规范，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这里的问题在于，“正义”如何定义。

　　所以第三章用了很多篇幅，从哲学角度解释“正义”。

　　所谓正义，就是一些全民公认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必须是全民在一种“出身平等”的假设状态里能够接受的原则。

　　这一“出身平等”的假设状态，是假设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现实中特定的习惯、爱好、特长、社会背景之类会影响他们观念的特性，而一旦社会成员被带进了这种原始的平等状态之下，那么功利最大化原则将绝对无法被人们所通过。

　　因为功利最大化原则，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为了达到群体功利的最大值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而在“出身平等”的假设状态里，因为没人能预料到到时他的权益是否会被损害，便不可能支持功利主义。

　　“出身论”的意思就在于此，每个人出身时的家庭背景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观念，不同出身的家庭背景就必然造成不同的社会观念。

　　一个人出身在富裕家庭、一个人出身在贫困家庭，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就理应抹除这种不公平，也只有如此，才能建立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

　　这种平等，当然是一种机会平等，而非是结果平等，可对一个革命国家来讲，机会平等带来的竞争力肯定更强，结果平等不免使社会失去进步的动力。

　　所以抹除出身平等的差异，一定是要从源头，从“机会平等”方面做起，而不是从过程，从“结果平等”方面做起。

　　然后，只有“出身平等”才能带来真正的机会平等，要抹除出身方面的不平等，就要消灭家庭的差异，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使家庭也实现社会化，简而言之，使人从婴孩阶段开始，就不是处在小农模式的小家庭里，而是处在工业社会理应具备的另外一种社会化家庭里。

　　也就是说，要实现社会化抚养，才能实现真正的“出身平等”，然后才能造成真正的机会平等，而真正的机会平等，才能使一个社会充满公平竞争带来的活力和进步。

　　相对而言，庸俗“出身论”，是根据每个人的出身不同，给予不同的社会待遇，比如地富反黑坏在上学和工作方面都受到限制，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则能获得教育、工作的优待，又或者是贵族出身获得特权，平民出身就受到苛待，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人和黑人获得优待，亦或反过来，白人出身获优待。

　　庸俗出身论是要求根据不同出身，给予不同待遇，国社党的出身论则不然，是强调要追求所有人从出身起开始就是平等的。

　　因为很简明的道理，富二代经营公司成功，哪怕是在符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之下取得的成功，也很可能是因为父辈给他的资源多，或起码是更好的家庭出身使他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贫寒子弟经营公司取得相同成功，就极可能证明贫寒子弟的管理能力更强，更有利于促成社会的进步。

　　在二十世纪，虽然像威廉二世这种纯靠血统，就能继承大量政治权力的人，还是存在。

　　可总的来讲，人们已经普遍能够接受，政治权力是一种不应该通过血缘继承的财产。

　　可是，相同的道理，人们竟然觉得金钱可以通过血缘继承，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在二十世纪，一名官员如要在去世时，把他的职位传给后代，人们会说这很不道德，这是违法的，这是不对的，可一名资本家如要在去世时，把他的财产传给后代，人们竟然在道德上毫无谴责！

　　这多么荒谬！

　　《国家社会主义ABC》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内容，对大德意志团里受教育水平略低一些的普通士兵来讲，其实没有带来多大的触动，可是对那些文理中学及大学学历以上的军官而言，这两章内容就非常夸张了，对他们整个世界观，都造成很大冲击。

第六十八章 楚德湖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聚集在民族旗帜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唯一道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左转，因为对他们来说，民族的命运必须托付给新的统治阶级。

　　在国家和民族命运危难之中，国社党必将脱颖而出，可在这之前，仅靠几句热血的口号，是没办法真正掌握人心。

　　民心之可用，也要求着国社党在革命理论方面，必须要推陈出新。

　　《国家社会主义ABC》薄薄一本小册子，在今天的党代会过后，就在数百名国社党党员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党代会散会的时候，每名与会者都带走了不止一本《国社主义ABC》，浮士德便知道，今日的宣讲确实是以成功结束。

　　国社党私下印制的非法出版物《人民观察家》，也有了更大市场，除大德意志团以外，这份报刊还流入到西科尔斯基上校的波军第三师里，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驻扎在柯尼斯堡的德军部队，也陆续开始有人传阅起《人民观察家》和《国社主义ABC》。

　　这些别开生面的国家社会主义号召，不同于在很多德军士兵眼里带着“德奸”嫌疑的社民党，乍看之下，更符合军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就比社民党陈词滥调的宣传更受基层官兵欢迎。

　　好消息不断，第二天曼施坦因就从柏林回到柯尼斯堡，他夹着一只乌黑色的公文包，行色匆匆，先前往东线总司令部拜会了兴登堡元帅的继任者利奥波特亲王，然后又来到威廉兵营跟浮士德见面。

　　“浮士德少校，总参谋部批准了你主张的东方总计划！”

　　曼施坦因声若洪钟，他脸上神情也很兴奋：“鲁登道夫将军同意这一方案，从下个月起便批准实行，我也将相关计划通报给了利奥波特亲王，亲王殿下指示要在东线总司令部的作战处下面，再专门设立一个小组，负责执行东方总计划。”

　　曼施坦因身上的信心非常强烈，他好像摆脱了德国有可能战败的阴霾：“鲁登道夫将军认为，在东方总计划的基础上，还应该根据将来的军事进展，寻机扩大库尔兰王国的统治范围，最好可以从爱沙尼亚继续向东，以纳尔瓦河、楚德湖与俄国划界。”

　　“在纳尔瓦河西岸，也要尽可能为库尔兰扩张更多领土，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鲁登道夫对浮士德版的“东方总计划”略作改动，这“略作改动”的幅度之大，已经让原来浮士德的东欧隔离墙蓝图，面目全非。

　　“然后是立陶宛，我们不能允许波兰太强大，所以应该让立陶宛也成为库尔兰的一部分，波兰的领土，则仅限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和俄罗斯的俄属波兰两部分，在维斯瓦河以东，应当利用俄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扶持一个由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做国王的白俄罗斯王国，在南方，则要割走俄国最重要的腹地乌克兰，同样成立一个君主国，奥匈帝国仅能在波兰或乌克兰之间，选择一个国家的王位。”

　　浮士德摸了摸后脑勺，立陶宛和波兰，等到战后自有毕苏斯基和波兰军团自己去撷取，德国人的计划不会对波兰造成多大影响。

　　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罗莎·卢森堡讲过这么一段话：

　　“……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同捷克的、波兰的或芬兰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无非是仅仅几十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纯粹糊涂事和傻念头，在本国的经济、政治或精神条件中没有一点基础，没有任何历史的传统，因为乌克兰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国家，除了舍夫琴柯的反动浪漫主义诗歌外没有任何本民族文化。”

　　罗莎·卢森堡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论述，总带着一点她作为大国德国中少数民族波兰裔犹太人所特有的皈依者狂热，即对小民族的自决权不屑一顾，可也说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基础，在这个时代还很薄弱。

　　鲁登道夫想在俄罗斯废墟上，建立白俄罗斯国家、乌克兰国家，肯定很难，新建的两国，如没有大国、大民族的帮助和保护，就会如同风中残烛，倏忽即逝。

　　浮士德问道：“曼施坦因上尉，我想，一个很明显的问题，立陶宛有二百万人，拉脱维亚扣除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外还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爱沙尼亚也有一百万人口，更糟的是，纳尔瓦河的对岸已经接近彼得格勒，这是俄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库尔兰王国的每一步扩张，都会使这个新生国家获得数量惊人的异族人口。”

　　浮士德摊开双手：“就算俄国革命以后，新政府将所有伏尔加河德意志人都交给我们，然后德军再从我们国内移民一百万人至库尔兰，库尔兰也才堪堪拥有二三百万德意志人，二百多万德意志人却要统治六百万异族，新国家的基础会特别脆弱。”

　　“而且楚德湖是俄罗斯人的圣地，七百年前，诺夫哥罗德公国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就是在楚德湖击败了德意志东进运动中的条顿骑士团，冰湖之战是俄罗斯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民族圣战，冰湖之战结束以后至今七百年，德意志人再也没能抵达楚德湖，俄罗斯人却步步紧逼，将其领土扩张至东普鲁士。”

　　冰湖之战是俄罗斯历史上对德意志人扩张的决定性胜利，意义不亚于波兰人击败条顿骑士团的古代坦能堡战役。

　　显然，鲁登道夫在现代坦能堡战役里已经创造了一次军事奇迹，他便期待再创造一次现代冰湖之战的奇迹，来改写德意志人古代未尽的昭昭天命。

　　曼施坦因当然明白这道理，他眨了眨眼睛：“我向鲁登道夫将军论述过这一点，鲁登道夫将军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等到西线战事结束以后，德国腾出手来，完全还能继续向库尔兰组织更大规模的移民，只消一代人的时间，德国就可以向库尔兰移民一千万人，永久性将俄罗斯人赶出波罗的海。”

　　浮士德的“东方总计划”是建立在德国长远来看必将战败的道理上，浮士德和曼施坦因都看得出来，德军在物质上没有出路，不可能突破西线战场，鲁登道夫却还对在西线决胜存有希望，所以才将“东方总计划”又做了一次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