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不求生 第63章

　　原本驻扎在蒂罗尔州的其余奥匈帝国军队，也在这短短几天时间之内，受到国社党的全面整编。

　　因为国社党早就在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几个师基层，扎下根来，浮士德对奥军的内部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自然能够非常快就做出极具针对性的处理。

　　缴械的部队之中，按照浮士德的命令，一部分死硬拒绝配合革命军行动的少数民族士兵，发给一定路费以后，就要遣散他们回老家；

　　余下人员之中，国社党早有一份名单，一些历来失职的贵族军官，直接驱逐出军队，限令他们立即离开蒂罗尔；

　　另外还有一些贵族子弟，则不仅是在职位上素来失职，并且还有对待士兵严苛暴虐的罪行，这类人，契卡在革命以前，便专门费功夫做好调查，如今自不会允许他们像前两类人一样，轻易离开，而是全数解除军职以后逮捕入狱，由革命军临时法庭予以公开审判。

　　审判这类人的做法，当然马上就在奥军的基层官兵中引起轰动，临时法庭在兵营里宣判罪名当天，可谓人山人海，士兵们挤破脑袋，都要凑上前来看一看，过去狠狠欺压过自己的贵族军官，都落得了一个何等下场！

　　再接下来，浮士德便是宣布，国社党原本在奥军中地下活动的党组织，全部转为公开行动，奥军中的德意志族士兵，还有另外一些不抵触、不抗拒革命军的少数民族士兵，比如说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受德意志文化影响较深的一部分捷克士兵、斯洛文尼亚士兵，就全部整编入革命武装当中。

　　因斯布鲁克的市政厅，现在已经挂上了蒂罗尔革命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招牌，在革委会的总部内，浮士德便做出部署：

　　“奥军的三个师，因斯布鲁克的达尔马提亚师四千官兵，特伦托的第十一步兵师、第二十二地方防卫军师八千官兵，已经排除了当中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态度积极，在起义以前，就受到国社党的很大影响，今后是可以信任的力量。”

　　希特勒建议说：“可以由契卡派出人员到这些奥军部队去，担任政委和特派员，帮助我们党控制部队。”

　　希特勒如今是契卡主席，他当然希望扩大契卡的权势，方才如此说道。

　　隆美尔脸上表情不变，道：“特伦托面向意大利，虽然意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第里雅斯特、阜姆一线，可特伦托也同样可能遭到意军进攻，革委会应当先考虑前线这一军事问题，现在改编特伦托的奥军部队，有可能造成混乱，使得特伦托失守。”

　　浮士德摇头：“就是为了守住特伦托，所以才需要改编奥军！否则，三心二意的奥军部队，不可能守得住特伦托，我们党也不可能放心一支立场可疑的部队，去给我们防守蒂罗尔的南大门。”

　　在改编军队方面，浮士德不愿妥协：“我的计划是，以德军三个团的老部队为骨干，进行扩编，先扩编为三个师，将奥军部队吸纳进来，充实我们的四个师，每个师的标准，依然是按照老部队的形式，师、团要设政委和政治部，营、连都要设置国社党的支部，连以下，要组织基层官兵的士兵委员会。”

　　战争初期的德军步兵师采用两旅四团制，全师兵力高达1.8万人，架构庞大，这种编制在1914年的西线平原尚可施展，但在战争后期，就明显不适应战场形势的发展。

　　到1918年，德军步兵师全师兵力压缩至1万人左右，取消旅级编制，步兵团从四个减到三个，同时增加突击连。

　　浮士德的整编计划，也是以1918年的德军轻型步兵师为范本，三个老团，再加上这几天来收编的奥军军队、警察人员，共改编为三个步兵师，约莫三万人左右的革命武装。

　　“作为蒂罗尔起义中诞生的三支革命武装，现授予其荣誉番号为，第一‘大德意志’掷弹兵师，第二‘共和国’掷弹兵师，第三‘浮士德警卫旗队’掷弹兵师……”

　　在战争后期，其实参战的好几个国家，为了挽救各自跌落到谷底的军队士气，就已经开始大量授予荣誉番号，比如沙俄，就把步兵师全部改称为步枪兵师，步枪兵就是俄国近代早期历史上常用的精锐部队名称。

　　同样，德国也开始给较为精锐的部队，授予掷弹兵部队的番号，掷弹兵就和俄国步枪兵一样，都是近代早期时的精锐部队番号，最初指专门投掷手榴弹的精锐步兵，由于近代早期手榴弹体积大、投掷需臂力，普鲁士就是选拔身材高大、作战勇猛的士兵组成掷弹兵部队。

　　这个名称，在腓特烈大帝时代便成为普鲁士王牌部队的番号，一战末期，德军的风暴突击营，也大量使用掷弹兵营的名称。

　　这是最无成本提振士气的办法，军队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希特勒就主张说：“现在应当确定革命军的正式名称，我建议，我们的军队今后就统一称为党卫军，这样可以体现出国社党的统治地位来。”

　　隆美尔反对：“党卫军！这称呼成何体统，会叫人怀疑国社党是不是要建立独裁地位，不利于我们与其他革命力量结盟。”

　　不少人都提议，革命军可以效仿苏俄，直接把军队名称，定名为红军。

　　希特勒则强烈反对：“红军这名字刺激性过强，会使我们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容易使人误认为我们是列宁的追随者，我坚决反对，如果国社党的革命军一定要改名叫红军，我就不干了，我宁可辞职，绝不接受！”

　　浮士德也觉得，要直接使用党卫军的名头，未免太过离谱，这名字几乎等于放弃统战工作，而红军的名称，好的地方是可以明确国社党的革命性质，坏的地方，就是像希特勒指出的那样，很容易吸引反动派的火力，也容易使德国革命者在名头上屈居列宁之后。

　　“我们可以折中一些。”浮士德说道，“我们先使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名称，就叫国防军，怎么样？”

　　希特勒认为单纯用国防军一词，难以彰显国社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浮士德便补充道：“那就使用红色国防军的名义吧！将两者折中。”

　　“红色国防军，可以，我赞成。”

　　希特勒不再反对，隆美尔也没有其他意见，革委会其他人员都完全膺服浮士德，当然更无意见，众人表决过后，便通过这一项决议，正式采纳“红色国防军”作为蒂罗尔革命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名称。

第一百四十四章 希特勒的大手

　　军事方面的工作，除了要改编国防军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是要确立国社党在政治上对红色国防军的领导。

　　因为国防军的主要军官，全都是脱胎于德皇陆军，像隆美尔、凯塞林、古德里安一类人，全都接受了德意志帝国时期完整的军事教育，他们身上都带着很浓重的职业军官烙印，并不了解政治军官，也不喜欢政治军官。

　　浮士德必须改变这一点。

　　浮士德在革委会上强调说：“大家务必记住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它必然带有政治的特点，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所以，指挥战争，就其所表现的主要特色来说，本身就是拿刀代笔的政治，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战争本身的规律进行思考。”

　　克劳塞维茨这段话说明，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战略与政治的一致性往往模糊不清，远非显而易见。

　　可是在内战中，政治规律却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支配着战争。

　　“起码。”浮士德断然道，“在内战阶段，是政治规律起码支配交战各方百分之九十的行动。”

　　因为大战末期的厌战思想，现在大部分士兵都憎恨军纪、敌视军官，尤其基尔水兵起义以后，一股反对传统军队结构的浪潮，正在全德国、全中欧席卷开来。

　　包括蒂罗尔这里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起义过后，有一些士兵自发行动起来，抓住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对军官实行私刑，殴打乃至于是擅自打死军官，局势堪称动荡。

　　浮士德知道，考茨基的独立党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斯巴达克同盟，都带有一种轻视军队的幼稚思想，他们都对战争深恶痛绝，所以连带着厌恶起军队，深信革命可以依靠工人赤卫队这类民兵武装就赢得胜利，而无需建立一支严密组织的正规军。

　　“旧军队固然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然而也有可取之处，我们不必摧毁旧军队的所有传统，而是要保留其中可为我们使用的那一部分，同时，为了避免军队滑向反革命的方向，我们也要在国防军中发扬新的传统。”

　　浮士德说道：“最新的、最大的传统，就是士兵委员会，每个班排都要选举士兵委员会，这是士兵们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

　　此时此刻，在德国和奥地利全境，都在发生各类军队暴动，暴动过后，士兵们基本都会组织起士兵委员会。

　　只不过，国防军的士兵委员会，与德国其他地区大量浮现出来的士兵委员会，具体内容还是有很大区别。

　　在其他地区，士兵委员会已经完全取代军官的作用，成为部队的最高权力机关，还有选举指挥官的权力。

　　国防军中的士兵委员会，虽然地位也很高，但是并没有直接指挥部队的权力，而是作为一个监督机构存在，军官依然是由上级委派，并由这些上级委派的军官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指挥人员和士兵委员会的选举并不是革命民主的本质，民主原则只要求政府应由群众选举和监督，并不要求群众僭取政府的职能和剥夺政府任命工作人员的权力。

　　国防军还拥有一项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国社党经过这两年时间在军队中的发展，本身已经积累了一大批素质卓越的优秀军官，由这些国社党军官负责起国防军中的大部分紧要工作，便能从一开始，就兼顾好军队纪律和革命民主之间的平衡。

　　因为国社党自己就拥有大批军事专家，所以在军官方面，就不需要向旧世界做出过多妥协。

　　更何况，奥军中出身贵族的旧军官，大多数本来就是酒囊饭袋，专业技能远不能跟德军军官相提并论，所以国社党对军队的整编，用国社党的革命军官全面取代旧军官，不仅没引起什么混乱，而且很明显的，只会提高国防军的战斗力，而不是削弱军队实力。

　　国防军在因斯布鲁克和库夫施泰因，都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经过这几天时间连夜的清查统计以后，浮士德已经掌握清楚国防军拥有的武器数量：

　　光是步枪就收缴了四万余支，克虏伯造的一百五十毫米和七十五毫米火炮四十余门，斯柯达造的奥地利火炮另外还有七十余门，还有一百多挺MG08机关枪和二百多挺MG15机关枪，至于弹药数量，各式步枪弹、机枪弹和炮弹，多达有一千万发以上。

　　总之，武器数量按照世界大战的标准来讲，不仅不多，而且可说是非常少的地步，轻武器还好，重武器方面就连装备满三个标准的德军步兵师都不够，可以目前德国和奥地利的混乱局势来讲，在内战之中，这么些军械，数量其实已经非常惊人。

　　红色国防军的建军问题，就在这三言两语之中，全部敲定下来，希特勒又接着建议：“我们还要在蒂罗尔各地，赶快设立征兵站，借着革命的热情，多征召一些士兵补充军队。”

　　希特勒总想着给他的契卡，争取更多权力，浮士德没同意这点，他认为征兵工作，还是应该交由革委会亲自来抓。

　　德国的军事传统，是由总参谋部统管战略、战术、后勤、情报等全部军务，掌握作战计划制定、部队调度、军官晋升等核心权力，在鲁登道夫时期，德军总参谋部更是发展到了包揽德国一切军政大权的地步。

　　浮士德肯定不想让革命共和国的总参谋部，再继续保持鲁登道夫时期那么巨大的权力。

　　浮士德的做法是，在总参谋部之上，又设立了国社党军事委员会，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总参谋部仍然保留独立制定作战计划的权力，但是所有作战计划必须经军委会的审核，此举将总参谋部的战略决策权剥离，使其军委会的一个执行部门。

　　浮士德又任命老实巴交的保卢斯，作为总参谋部的负责人，再在总参谋部中新增加一个政治处，保证党对总参谋部的影响力。

　　这些军事方面的问题，谈完以后，才是更为重头的问题。

　　那就是国社党在经济方面的政策。

　　既然国社党标榜蒂罗尔起义，乃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那么革命就有必要对蒂罗尔的资本主义经济，至少现阶段应当做出一定调整才行。

　　但是希特勒却强烈反对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我们绝不能学习列宁，我们德国人绝不能学习布尔什维克，诸位！”

　　在经济方面，希特勒好像生怕浮士德倒向列宁的政策，急切道：“同志们，完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它产生了剥削方法，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去个性化和退化，还引发长期的经济斗争，而无能为力、被动的国家本身不得不袖手旁观……”

　　“这固然是个灾难，但是列宁政策，绝不是解决这一灾难的灵丹妙药！”

　　希特勒红着脸，扯着脖子对浮士德道：“我的领袖，我的元首，束缚、约束和计划的列宁主义经济形式，也强不到哪里去，这样的制度下，经济成果会萎缩和下降，因为它会抹杀最强大的生产要素——就是生产人格的个性！”

　　希特勒所说的生产个性，可以理解为，不同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特征和行为方式。

　　不同的企业或个人，在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创新能力、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他们的生产决策和生产效率。

　　比如说，一些企业可能更注重技术创新，愿意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以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而另一些企业则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成熟的技术和生产模式，追求生产过程的稳定性和低成本。

　　奥地利这时候最流行的经济学说，也就是由哈布斯堡皇室的帝师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这一学派的经济思想给奥地利人希特勒，当然造成很大影响。

　　在门格尔之后，他的继承者也都是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比如庞巴维克、米塞斯，门格尔最出名的学生，则莫过于《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

　　了解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大概就明白奥地利学派是怎么一回事了。

　　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并非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他也没有在维也纳大学受过奥地利学派的直接影响，不过耳濡目染之中，因此受到奥地利学派的间接影响，毫不奇怪。

　　就看希特勒对计划经济、对国有化，如此口诛笔伐，态度激烈，与他平日里标榜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姿态相比，真可谓南辕北辙。

　　偏偏，国社党是一个从德皇陆军里发展出来的革命组织，军事性质浓厚，有一大批军事专家，可在经济领域，就缺乏是人才匮乏，以至于希特勒这落榜美术生的发言，都能让革委会的其他委员们，紧皱眉头，不知如何讨论。

第一百四十五章 国社党的马克思

　　“国民经济的总体目的是什么？！”

　　希特勒挥着手，情绪激动道：“诸位同志，请你们告诉我，国民经济的总体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充分满足所有人民食物、住房和衣服方面的三项基本必需品，其次是根据当时的技术状况和收入条件，满足文化和文明性质的一切需求！”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要为人民服务，更要为国家的伟大和福祉服务，一个国家的经济本身不是目的，它不是以牺牲官员、雇员和工人为代价来丰富个人商业领袖的，也不是作为国际高级金融剥削的对象，同时，也不能摧毁个人商业领袖来满足官员、雇员和工人短期的需求！”

　　“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

　　希特勒一谈到经济方面，情绪就很激动，特别是当他在革委会的会议上，听到已经有人开始讲到列宁的国有化措施，希特勒便激动到失态。

　　小胡子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做的事情，也就是没收大银行、大企业的国有化措施，如此激动，浮士德都觉得，保不准是因为希特勒对斯拉夫人的种族歧视。

　　小胡子用力猛拍桌子，他提及列宁那些国有化措施的时候，用到的词汇就是德语的“Gleichmacher”平均主义，这个单词的意思带有一些贬义，内涵是指，通过人为地消除客观、个体的特征和差异，即“降低”或“同质化”，抹平差异，使人和人变得千篇一律。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大家一般不会使用“Gleichmacher”这个单词，来指代那种把追求公平摆在第一位的经济政策，而是使用“egalitar”平等主义这个词。

　　在德语的语境里，平等主义的负面含义要比平均主义小得多。

　　但是在奥地利，因为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就是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般在经济思想方面，也更倾向于反对平等主义。

　　奥地利的经济学者，比如说哈布斯堡皇室的帝师门格尔，还有维也纳大学的权威庞巴维克和米塞斯，都很喜欢曲解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和后来火起来的哈耶克一样，总是要宣称社会主义就等于绝对平均主义、消极平均主义。

　　希特勒还在那里发癫，浮士德已经紧绷起脸来。

　　“阿道夫同志！”

　　浮士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这里是革命委员会的最高会议场合，不是你发狂乱吼乱叫的地方，希特勒，你不要在这里发癫。我们讲究民主的讨论氛围，允许你发表个人意见，可如果你不能尊重国社党的同志们，不能尊重会议的程序流程，那不好意思，阿道夫同志，我就得请你出门去，请你到走廊里冷静冷静。”

　　浮士德一开口，希特勒便像听到狗哨似的，瞬间安静了下来，小胡子微微红着脸，支支吾吾了两声，才向浮士德鞠了一躬，小声道歉：“抱歉，我的领袖，我只是想反对那种一味模仿俄国人的想法……”

　　浮士德淡淡道：“阿道夫同志也指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见解，消极的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扬弃私有财产，而只是要把财富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只不过是想把一切人都变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变为财富的奴隶。”

　　其实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集中火力批判过“粗陋的共产主义”。

　　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是指一种主张“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巴贝夫、卡贝、德萨米等人，他们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建立毫无差别、完全平等的社会，通过“国民公社”来统一管理社会财富。

　　这种绝对平均主义非常消极，因为它只是要求平等分配现有的社会财产，而对于难以分配的财产则倾向于消灭。

　　这类难以分配的无形财产，就是希特勒所提到的“生产个性”，比如说才能、思想观念、自制力等等，这类不能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配至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的东西，就会被绝对平均主义主张直接抹杀。

　　结果，绝对平均主义便会抹煞天赋，否定个性，使社会最后趋向发展为一种全民普遍赤贫、缺乏个性和活力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首先社会财富分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两种，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就已经反对了消极的绝对平均主义，生产资料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但考虑到大工厂这类生产资料，不可能将其拆成六千万个零件，平均分配给六千万德国人，所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是指六千万德国人以共同体的方式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

　　如果不是希特勒在这里发癫，浮士德并不打算在革委会上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现在革委会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行动、行动和行动。

　　在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当下时刻，行动远比理论重要。

　　浮士德又拍了拍桌子，说：“鉴于国社党在经济领域，目前能力有限，我们应该在经济政策方面小心谨慎一些，我的个人意见是，鉴于奥匈帝国的公共财政在大战末期已经崩溃，农业和工商业都濒临崩溃，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只要两件事情，一是确保农业收成，保障我们军队的口粮，二是接管军工业，保障我们军队的后勤。”

　　“大家对此有什么异议吗？”

　　浮士德一说话，希特勒就不反驳了，他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又开始积极支持起浮士德的说法。

　　革委会其他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众人面面相觑，既有对希特勒的无语，也有对浮士德这些话的赞成之意。

　　保卢斯说道：“阁下，我们在农业领域能做些什么呢？现在还是冬天。”

　　浮士德回答：“冬天是个好时机，我们应当抓紧冬天的窗口机会，起码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都不至于扰乱农时。我建议，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先以革命政府的名义，接收所有因战争、革命所产生的无主荒地，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对于1918年以前因战争所产生的所有债务，也因宣布一律取消，使农民支持我们，叫他们愿意把蒂罗尔土地生产出来的鸡蛋、蔬菜、肉类、黄油和小麦，送到因斯布鲁克来。”

　　因为国社党相对于奥匈帝国来讲，虽然都是同文同种的德意志族，却也算是一个外来集团，与本地人没有利益瓜葛，所以大伙都很痛快赞成浮士德这项举措，反正废除所有战争债务，本来就是国社党的革命口号之一，于众人利益也无损。

　　至于工商业方面，浮士德拍板说：“我认为很有必要立刻成立一个国民经济社会化委员会，对外，我们要宣布号召德国和奥地利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参加这个委员会，行动上，委员会现阶段的目标，是先做好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接管大银行，还有铁路、电力、通信等公共事业。”

　　国社党作为一个军事精英为主的团体，浮士德的夹袋之内，确实甚少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能人，如果说政治领域，尚能有军人兼之，那么经济领域，浮士德可不放心由希特勒或隆美尔全权负责。

　　这是国社党目前相比于社民党、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的一大劣势，也是国社党历史底蕴太浅的缘故，所以浮士德才想着尽早发动起义，使蒂罗尔起义成为十一月革命的先声，如此扩大国社党在德意志世界的影响力，才有机会进一步吸纳专业人才。

　　二十世纪初的慕尼黑和维也纳，都是各类先锋思想学说的前卫中心，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左翼先锋思想，就是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说领袖，就是以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学者为主，例如奥托·鲍威尔、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伦纳等人。

　　大约是因为生活在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之中，所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建树，比较薄弱，主要的学术研究，都是集中在民族领域，此外，因为维也纳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经济学发展的绝对中心，所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受此耳濡目染，在经济学领域反复同右翼的奥地利学派斗争，也有很大成就。

　　相比之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国社会主义学派，则是自居于正统地位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学派。

　　光从名字来看，柏林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比南方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更显正统。

　　欧洲马克思主义学派更多关心政治实践领域，学派领袖当仁不让就是号称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

　　只是，随着后世历史中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德意志人的左翼革命在战后遭遇沉重打击，不管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最终都要让位于苏俄的正统地位。